人可晏子那妞長得挺好看的，她有一雙特別撩人的大眼睛，還汪著清亮的水，水波蕩漾時我所感知的萬事萬物所有的意義就是那汪水。要說她有多迷人，這么說吧，像一首通俗歌曲里唱的那個“九妹”。九妹究竟什么樣，就憑著您的想象了。

    她有一頭烏黑發亮的長發，像緞子一樣飄逸在她那小蠻腰和微微翹起的屁股蛋子上，走起路來左腿一抬右腳一邁，腰肢活泛得跟蛇妖似的，我突然想到四個字：婀娜多姿。特別是頭發像翩翩起舞的黑天鵝，讓我眼花繚亂。“這是世界上絕頂漂亮的稱之為頭發的頭發。”我第一次在市府大廳里邂逅她時就這么跟她套上了近乎，我當時在心里估摸著她的芳齡，大概18歲吧？正是花季啊，太誘惑我這個花花公子了，這是開初我愛上她的全部秘密。

    那天后，我上班心不在焉，天天在市府大廳里晃悠。有一天，她貓著步來找我，一頭烏黑發亮的頭發變成了烏黃，還糟蹋成一頭亂獅子毛。我驚異得打了個嗝，半天才說：“啊，你是做蠟染生意的？”

    她氣得瞪了我一眼，小腳一跺，臉蛋一緋紅，這時她眼里的那汪水像面鏡子，照著我得意的小胡須。我就愛看她這模樣，千嬌百媚的意思恐怕就這樣。        

    每次都是她來找我，我沒法找她。她像蝴蝶，突然飛進我的窗口。一天她裝著一亂民坐在大廳里等著，還煞有介事地和她身邊我估計是來自索馬里亞或剛果的一黑小伙子熱烈地交談著，不時還眉來眼去、擺頭扭腰地故意氣我。我牙咬得咕咕作響，但我沒有發作，大庭廣眾之下，我總得像個男人，別那么小器沒出息。我裝出若無其事一樣從她身邊走過去，飄過來，根本不睬她。眼里的余光注意著她的表情。

    第一個回合，她倒無所謂，還繼續表演著。第二個回合她就忍不住了，突然站起來憤怒地跟在我后面說：“我是來找你的呀。”

    “你是來和那黑……”我還沒說完，她幾乎要跳起來了，拉著我的胳膊就想對我嚷嚷，我做了一個肅靜的手勢，她蹙著眉，臉上痛苦得像吞了顆老鼠屎一樣特惡心著。

    我只有改口說，“以后不許和異性調情。”

    “誰？誰調情啊？”她委屈極了，眼淚都被委屈出來了。

    “你就會這套，沒理了就裝可憐，眼淚就是你的道具。”我故意狠心地冤枉她說。

    她足足有兩個月沒有和我聯系，打電話關機。

    熬到第三個月的第一天她來了，她那頭烏黃的獅子頭又變成了紅色，整個身子像一根點著紅燈籠的長棍，我簡直無法忍受了，沖她吼：“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

    她哪里懂中國，也不知道誰是張藝謀，更沒看過張藝謀導演的《大紅燈籠高高掛》。但她能從我憤怒的情緒和口氣里聞到兇狠的味道。她也像兇狠的母老虎似的，把那一頭紅發披下來擋住那兩汪水直接向我的胸口撲來，讓我恍惚間以為自己那顆忠于愛情的紅心被她挖了出來。幸好我出國時，會太極拳的母親和會少林武功的父親都一樣教了我兩手。來荷蘭5年了，這兩招都沒派上用場，今兒個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我眼疾手快，一把抱住她，緊緊地擁著她。她癱軟下來，我反敗為勝。

    不過，每一次和她鬧氣，最后還是我慘兮兮地敗下陣來，挖空心思討好她。我的毛病又犯了，我問：“今晚想去哪里吃飯？”

    當她興奮得眼珠不停地轉動，滿腦子正搜索著這個城里還有哪些中餐館、荷蘭餐館、蘇里南餐館、土耳其餐館、摩洛哥餐館等沒曾去過時，我卻在內心叫苦不迭：“干嘛燒包呀？一月才掙多少？”但我沒有別的招，教她太極拳，她說“你覺得我老得需要打太極養生啊？”教她武功，她說“我不是穆桂英，花木蘭。”

    她能說出中國古代這兩巾幗英雄還是我講給她聽的。每次掏空了腰包送她回家后，心里就很郁悶，一個月的幸苦又打了水漂。

    對了，我忘了自我介紹了。我有兩個綽號，都是人可晏子賜予的。一個是“政客”，當她很欣賞我時會這么抬舉我。我倒不覺得有多別扭，還挺符合我的。我在市政廳工作，就是管亂民那一攤子破事兒。其實我是打雜的，就是將作廢的資料清掃出去時，看看過道上有多少亂民還在排隊。另一個綽號是“雜種”，這稱呼從她嘴里叫出來挺親切。其實我惱怒她時也在心里這么叫她。她是哪國人，不敢斗膽問，但我老在心里琢磨。有時我倆親熱時也琢磨。總掃她的興，她就沖我最在乎的地方一窩一小拳頭，氣急敗壞地吼：“雜種！”她不知道，其實我就在琢磨這事兒：“到底誰是雜種？”    

    不到半年，人可晏子剃了個青皮站在市府大廳里，還咧著嘴沖我嬌癡地笑。（我當時正拿著一個垃圾塑料袋在大廳里轉悠）我的天哪，這市府大廳里可不亞于戲院，熱鬧著呢。來申請荷蘭護照的，來申請廉租房的，來詢問亂民安置的，來辦理短期居留的等等來自各方人士，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白人、黃人、紅人、黑人讓你眼花繚亂。這突然來了個外星人，錚亮的一光頭，還是個漂亮亞洲妞。（我到現在也沒明白她到底是哪國人）我顧不得旁人的怪異的眼神，一手擰著垃圾袋，一手拉著她，不由分說地往外走。

    “你瘋了？哪根神經出了幺蛾子？”我壓住怒火沒有發作而是惡狠狠小聲地責問。

    她這回沒有發惱，神秘地笑笑，還從她雙肩包里拿出一個淺色帽子戴在頭上，那帽子的前沿寫著某某動物保護協會。

    “嗨，政客，別這么大驚小怪的，你什么沒見過？值得這么小題大作嗎？我來告訴你，我已經是動物保護協會的正式會員了。明天我們協會組織一次宣講活動，我要隨他們到各個城市宣講。周末回來我請你喝一杯去，老地方。”    

    “哪里？”我問。

    “你舅舅的咖啡館啊。”

    “啊？”我的算盤被她拔盡了。    

    終于熬到周末了這天我提前去了舅舅那里，把我對人可晏子平時的怨氣一古腦全吐了出來，像竹筒倒豆子一顆不剩。末了還添油加醋地說：“每次和這妞吃一次，即便來個GO DUTCH ，后面的零頭還是我付。但接下來去喝咖啡的賬單又通常是我付，她老是比我多喝一杯。”

    舅舅擺擺手說：“你這孩子，來荷蘭什么都沒學，就學會了‘GO DUTCH’。哪一天才成氣候？為女孩子付一兩次飯錢、咖啡錢還值得掛嘴邊上。更何況人家付了一半的飯錢哩。這點兒氣度還想和人家合伙經營咖啡屋呢。”

    哦，咖啡屋，我忘了說了，我在舅舅的幫助下辦了一件大事，就是開了一間咖啡分店，我準備讓人可晏子來做總經理，年底分紅時各一半。這個好消息，我準備她來時再告訴她。

    我對舅舅說：“親弟兄明算賬嘛。來這里的人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走時付清賬，過后不思量。”我把我媽在家時常唱的一段阿慶嫂的詞改編了一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