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讓爹到車站接我的時候別忘了帶包煙來答謝司機。司機是個好人，我在路邊接連攔了幾輛開往阜寧方向的車，沒有一輛肯停的，司機還罵，罵的幾乎是一樣“ 狗日的， 瞎了眼” “ 白癡”“腦神經”。我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傻子。當我攔到第七輛的時候，碰上了這個好心的師傅，我簡單地向他說了我被偷的遭遇，幸虧我和他的口音一樣，他相信了我的話，他同意把我帶到阜寧，還主動把他的手機借給我與家人聯系。

    日落時分，汽車才進站，爹一瘸一拐的，遠看去像是在失去外力作用下的陀螺，搖搖晃晃，似倒下，又努力地拗起，如此循環反復著。爹在車站的停車場上很是醒目。我把爹遞給我的兩包十塊錢的紅南京煙硬塞給了司機，司機說什么也不要，只收了三十元車費，我再塞，他勉強收了一包。我把另一包煙撕開，散給了三三兩兩下車的乘客。最后還剩兩根，爹一根，我一根。爹也沒忘了當面給師傅說上一些感謝之類的話。我很是感激。

    爹掉頭問我， 行李呢？ 我說也沒了。爹笑，說我撒謊。我說，這回是真的。我撒謊是出了名的。老師恨透了，我撒謊有模有樣，一般人看不出有什么破綻，在當地出了名。只有我爹知道我撒了還是沒撒。爹追問，警察再怎么，也不會要你的行李啊？我說我那時根本沒有說話的機會， 連整個人都保不住了，還能想行李嗎？爹仍是說我撒謊，我說你實在不信，問去。問誰啊？爹一口咬定說，你真是在撒謊！

    爹也吃過警察的虧的。不是乘警，是鄉里的警察。我沒少斥責過他多管閑事，他還一直不服，總以為自己是個小學教師，有點文化，能把理擺平。結果吃了啞巴虧。

    想起這事，我就惱，就想日他狗日的警察他娘。村里李大寶買了輛中巴開縣城，使我們這個與外面隔絕多年的村莊與外界有了聯系，逢年過節方便了在縣城工作的村民子弟。村民們還把新鮮的蔬菜和剛上市的稻米﹑ 麥面， 按季節往他們在城里生活的子女那兒帶，老人們去縣城看孫子自然也勤多了。李大寶給村民帶東西從不收費，贏得了不少人的贊許。鎮上的趙芝雄也有輛開縣城的中巴，為了吃村里的客，每天都要從鎮上開到村里逛一圈， 走一路按一路喇叭，很是張揚。李大寶氣不過，發動人把趙芝雄的車堵在村口。趙芝雄也不是省油的燈， 家就住在小鎮上， 近水樓臺，便仗著自己的勢力大，根本不把李大寶放在眼里，兩家常常弓拔弩張地對峙。鄉里的警察明地里是調解，暗地里為趙芝雄撐腰。李大寶好漢不吃眼前虧，聯絡了一些要好的村民，說是要好也就是平時經常用得著他的車帶帶東西，乘車時圖過方便的那些人。李大寶的邏輯很簡單，有你趙某就沒我，你是欺到我頭上來的， 再說了我搞得比你早，我家祖輩一直生活在這里，上廁所還有個先來后到， 世上哪有這樣競爭的？他準備將趙芝雄的車徹底搞癱，省得以后煩神。經他這一推理和鼓動，村民一呼百應，大家就等李大寶的信號。

    一早，趙芝雄的車又大搖大擺地進了村， 李大寶的車喇叭聲頓時怪叫起來，一聽到喇叭聲，村民們一起涌向了老村部。李大寶一聲“上”，村民們把趙芝雄的車抬了起來。中巴乖乖地俘虜了。趙芝雄的手機發揮了作用，鄉里警察的車一路呼嘯著進了村，老人和小孩從未見過這陣勢，紛紛在路邊張望，大些的孩子追著車跑，小些的看大的跑，也在后面跟著跑， 跌跌趴趴， 哭哭啼啼。老人要蹲下拽小的，又要抬頭罵大的。緊隨其后的一輛大巴車載著全副武裝的警察和保安，據說是從縣里抽調來的。村民們懵了，他們從來沒見過這么多的警察，根本不知道一下子從哪冒出這么多的天兵天將，仿佛在夢里。他們心想， 我們鬧矛盾， 關你警察什么屁事。男人們見過世面， 不敢輕舉妄動了。倒是一幫婦女不夠冷靜。不知是誰大喊了一聲，“還愣著干什么，把這鳥車慣了。”村民受了鼓動，一起沖上中巴。派出所長一看形勢不對， 警告兩次，作用仍是不大。只見他大手一揮，果斷實施應急預案，警察和一幫保安也上了，分工很有組織性，兩個警察一個村民，看到誰扔誰。車上的趙芝雄借機重又發動了中巴，中巴冒著黑煙，發出沉悶的喘息聲，只是開不上前。

    爹是瘸子，不在人群里，他懂些法的， 只是在遠處觀望。這時， 只聽見“咕隆”一聲，一個婦女從村排灌站的閘臺上跳下了水。爹一看人下水了，就使勁喊了起來，“有人跳水了，不能打了”。所長一聽有人還在遠處嚷，大概又是扇風點火的，很是氣憤。警察們更火了，開始抓人，一場惡斗就在突然之間開始，也在突然之間停息了。村民們作鳥獸散，一會不見蹤影。警察的衣服撕了，警帽打掉在地上，踩了。連警車的玻璃也被砸了個大洞，碎玻璃散落一地。爹根本無法跑，他和一個年紀稍大的村民被警察抓到了鄉里。王京海是我鄰居，他一看人抓走了，忙把情況通過電話告訴了我，接他電話的當兒，還能聽到村民們圍堵鄉政府的大門大聲嚷嚷的聲音。

    我知道事態的嚴重，再三拜托王京海請我表哥去找在報社工作的三爹。我給三爹也打了電話。三爹的干預多少還起了些作用，警察有條件放人，一要必須交出幕后的指使者，二要賠償損壞的玻璃。爹堅持說他什么也沒看清楚，場面很亂，究竟誰打誰了，一無所知。他只看清李大寶老婆跳河了。爹是教師，從不撒謊的，不像我。在關鍵的時候，三爹放出話來說，這終究不是辦法，還是向組織匯報為好， 請求組織徹底調查。警察這時才改變先前的態度，答應做了筆錄放人。做筆錄的時候，一個大個警察嫌爹態度不好，氣得快瘋了，習慣性將大手拍上了桌子，只聽見“啪”的一聲，大概氣力大了。筆碎了，碎料飛了起來。爹的腿不好，眼力卻是一流的。要不是他的眼疾快，碎末就濺到他眼里了。

    鄉長主動打電話給我三爹，說情況基本摸清楚了。與老裔沒有關系，鄉里已經把人送回家了，有關部門的領導還上門慰問了。派出所去了一個指導員，分管交通的副鄉長也去了。娘告訴我的時候，很是興奮，就差要登門感謝李大寶，要不是他提供這個機會，做了一輩子小學教師的爹在他快退休的時候，哪能享受到這么高的禮遇。

    說起爹，我不能不為他多說幾句。他這個人民教師當得不容易。

    雖說他的文化程度在今天看來不是很高，在我們當地在當時算是有水平的了。先天的小兒麻痹癥，造反派們沒有一個要他。要他又有什么用？人家都去武斗了，他埋在家里把僅有的幾本課本看得稀巴爛，毛主席的“老三篇”能倒背如流，生產隊的土墻上的“深挖洞，廣積糧”就是他寫的，幾十年過去了那字還依稀可辨。包括后來村里什么“生男生女一個樣”，“計劃生育就是好”還有什么“信用社是咱們農民自己的銀行！”都是他一筆一劃寫的。爹的腿不能爬高，他自己設計了類似今天電視臺攝像用的大吊臂，只是不能左右搖，可以上下升降，其實，原理就是從古代的“皋”模仿來的。用兩根木料交叉做支點，中間穿過一根橫木，一頭是柳筐做的吊藍，一頭是類似秤桿的地扣，可以根據地扣的高度隨時調節吊藍的高度。

    爹能當到民辦教師當然也有爹的緣故，當時三爹已是公社的副書記。村小學缺人，大隊書記是個活絡人，就舉薦爹去帶課， 有了這個機會， 爹非常珍惜，工作特認真。學生考試成績經常排在全公社的前列。后來公社有了民辦教師指標，爹再一次抓住了機會。一九八四年夏父親拿到了縣教師進修學校的函授中專文憑，年底正式轉為民辦教師。也是那一年，公社不再稱“公社”，改稱“鄉”了。三爹這時已調到了鄰鄉。

    爹是極自尊的一個人。他最忌諱人說他沾了自己弟弟的光。為了證明飯碗是靠自己掙來的， 常常加班加點地工作。

    鄉教育助理相好的就在我們村小。起始，爹并不知道這些。爹像往常一樣在辦公室里畫畫貼貼，準備給學生上美術課。有幾次爹看到助理，以為是來檢查工作的，便把情況一五一十地向校長作了匯報。校長來學校接待過一次，以后再也沒來過。校長是個有修養的人，從沒對爹說過什么。爹卻很不高興。在群眾看來，深更半夜睡不覺的人一定是起了盜心。按照這樣的邏輯，父親下班不往家趕，一定有什么動機的。助理的不愉快，雖說不出口，但是很在意。后來，這事在全鄉慶祝教師節大會上還是被捅了出來，在大會講話的時候，穿插了一些事例，其中旁敲側擊點了父親，說我們有些村小的教師喜歡做表面文章，不好好鉆研教學義務，晚上不是辦公， 而是打乒乓球， 做與教學無關的事， 這能叫愛崗敬業嗎？ 是為人師表嗎？意思說像爹這類靠字畫一類“術”謀進教育崗位的人都算不務正業。其實，有爹在，助理是不好明目張膽進村小的， 仿佛爹的兩只眼睛總是在盯著他，盯得他如芒刺在背。那位女教師的宿舍就在辦公室邊上的第一間，有什么事盡在眼皮底下。

    新學年的人事調動一樣牽扯著一幫鄉村教師的心。爹心里不塌實了，如果不是因為這突如其來的變故，爹可以自信地在村小工作到退休。像爹這類鄉村教師，最大的希望就在本村工作，這樣就有時間照顧家里的農活。盡管爹的腿不好，至少可以把飯做好，豬和雞鴨應付過去， 娘就可以全心全意撲在農田里。

    在農村，我們這樣的家庭自然是受人家羨慕的。當然有羨慕就有嫉妒，我家的豬曾被人毒過，田里長得好好的棉花一夜之間棉花頭落了一大片。娘要到村口罵，爹攔住不讓罵。

    為了能保住在村小教書的機會，我說還是給助理送點東西。因為我知道這年頭給領導送點禮一般是不會吃虧的，娘將信將疑，爹很是為難，不知送什么適合。我說把三爹給你的那瓶“ 劍南春”送了。就剩一瓶了，酒是三叔春節回來看奶奶，順便帶給爹的，爹一直舍不得喝，保存到我去南京上班。爹請了村長，開了其中的一瓶。村長海量，我謊說就剩一瓶了。村長很是高興，在我家搞了七兩，這七兩抵上他平時喝的五瓶。酒雖未解村長的讒，但是禮遇讓村長盡了興，大概菜足了，村長掂著啤酒肚，打著飽嗝，找他相好的去了。

    我把空酒瓶小心翼翼地塞進了包裝盒，仍用膠帶粘好，我舍不得把酒瓶扔掉。酒瓶是是一種裝飾， 更是一種象征。農村人會把這些東西放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比如堂屋的條幾上，哪怕落了灰也要放到老屋拆去。

    爹托熟人到鎮上的批發部批了兩條藍“一品梅”，加上一瓶“ 劍南春”，簡單準備了一個禮包，我說是你自己的事，送禮別人代替不了，你得親自去。我向表哥借了摩托車，乘著月光帶上爹往鎮上助理家開去。月光皎潔，我的車開得不慢。到了張廓村，我問爹，酒是從家里哪兒拎出來的。之所以問爹，酒瓶是我放的，吃過的一瓶放在條幾上，未開的一瓶藏在我的衣柜里。爹說是你娘裝的袋子。我停下車， 爹打開手提袋，果然娘把條幾上的那只空瓶當作了整酒放進了袋子。怎么辦？責怪娘又有什么用。

    我和爹面面相覷。爹說， 回去拿吧！ 我說， 再回去拿， 今晚就不能去了， 街上人和干部都很講究生活規律的。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尷尬。爹說，快說。我抓起酒瓶往車龍頭上輕輕一磕，瓶底即刻裂了，撕了一條縫，我又把瓶口朝下，滴了幾滴殘酒，酒涂在酒盒上，濕濕的，酒香頓時彌漫開來。我說， 你見著助理就掏酒。要大聲地驚訝， 說路上跌了跟頭， 摔壞了酒。爹說， 不行， 我不跟你去撒謊。我沒理他，把他扶上座就發動了車。爹到助理家怎么表演的，爹沒說，我一概不知。新學年，爹仍在村小教書，爹對人說是他腿殘疾得到了教辦的照顧。社會上流行的版本則是我三爹在當中出了力。與爹同事的那個女教師則調到了鄉中心小學。

    爹這次由抓到放，再次驗證了人們的判斷是如此的準確。

    爹說他現在脖子還在疼，腳踝骨也疼。脖子是警察用手叉的，不叉他，他死活不上警察的車。他說那是罪犯坐的，他不是罪犯。腳踝骨是在推搡中刮的。一晃幾個月過去了，平時從不罵人的爹腳一疼就罵警察是婊子生的。我說誰讓你管閑事了，爹一聽我說這些，就會歪起頭愣愣地看我，接著仍是罵，罵得我渾身不自在，甚至起了雞皮疙瘩，“穿幾天狗皮就成了狗了。”我穿著灰吧拉嘰的保安服，也戴著個大沿帽，一年四季白布頂子，四周是煙灰色的咔嘰布。爹說那是為他戴孝呢。爹恨我不好好學習，弄到最后，跟人家打工，做倒頭保安，無異于一個流浪漢。我不做保安又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