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說，我雖然考上了大學，但還沒到校。剛從家出來，去徐水火車站坐火車。到現在還沒有坐上火車，只是在路上胡思亂想，并且已經把上學之后的事也說了出來。按說是不可能的。可是，誰讓我是從26年之后回看那個時代呢？這樣我就成了一個先知先覺的傻子。其實絕不是，那是我的經歷。我們是不是坐火車去的保定，現在我都持懷疑態度。因為很有可能是我父母陪著我騎自行車進的保定城。就像李向陽一樣，我也始終在冀中一帶活動，因為徐水作為保定的衛星城，作為大躍進的發源地之一，離古老的城市保定還是很近的。如果論古老，徐水比保定還老。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期，有了徐水，但還沒保定。設保定路是宋代的事情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徐水不叫徐水，他是燕下都的轄區，稱武遂。而宋代這里已經是邊關了。楊六郎作為北部邊關的統帥，以保定路為基地，巡視在太行山以東，白洋淀以西一帶。就在楊六郎巡邊的年代，北京城以及京南的范陽，都已經歸了金國了。所以徐水定興一帶就是邊關。西至飛狐郡，東至渤海南，也就是燕云十六州東邊的一帶。蘇軾并沒有來過徐水，他最遠到了定州，而定州還在保定南邊一百五十里的地方，那是古中山國的地盤。蘇軾也就站在定州塔上眺望了一下徐水邊關。也許他看到了烽煙，也許烽煙沒有被點燃。蘇軾被貶到定州的時間很短，也就是一兩年就走了。文人就是文人，雖然只來了定州一兩年，卻與百姓一起扭過秧歌。還種下了一棵大笨槐，現在還活著，幾個人摟不過來。比《地道戰》里掛大鐘的那棵槐樹還活得結實。也許是高老忠當年拉鐘的勁頭太大，也許讓小日本給折騰的，那棵槐樹都死了。就在蘇軾站在定州塔上遠望徐水九百多年之后，偉大領袖毛主席也坐火車來到了徐水。那是公元1958年，據說他老人家命令專列停在徐水火車站以外幾公里的地方。這屬于臨時停車，可一停就是三天。據說他老人家發了脾氣，誰也不見。就在報紙上來回寫字，據外電報道他寫的字都是一個內容，僅三個字，好像是一個人的名字，但我不知道他寫的人是誰，因為那時我還沒出生。后來毛主席就下了火車，視察了徐水，表揚了大躍進搞得好，最后還產生一個公社，叫八四公社。八四公社下屬的八四大隊那時已經住上了樓房，走進了中國人所謂的共產主義時代，其標志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就在我考上大學的1980年，那些共產主義的樓房還在，但都不能住人了，原因是當時的上下水管都是玻璃制作的。我沒有親見，懷疑是造謠。因為盡管徐水有一個玻璃廠，也沒聽說天天燒制樓房的上下水管。八四大隊有我高中時最好的同學，但是他沒考上大學。我替他惋惜。因為去徐水火車站，我想起了我的同學，我每年都要去他家，也就是八四大隊，去吃一頓年飯。可見我們倆的友誼之深。我永遠忘不了我們在徐水中學的校園里，伴著夕陽背誦《白楊禮贊》的日子。

    前面說過，我很可能是騎自行車去的保定。可為什么保定城是河海大學的所在地？那是歷史的原因，因為設河海大學時，省會還沒有遷往石家莊。再說保定素有大學城之說，一個小城不大，雖然很古，是歷史文化名城，但城并不大。這就是蘿卜不大長在了背上。最早有保定陸軍學校，是中國軍校之祖。河海大學就在軍校舊址邊上。說不定就是軍校的舊址。26年前的保定城經過了文革之后還在恢復之中。眾所周知，保定是文革最熱鬧的城市之一。保定人敢打，有傳統，小日本也沒怕過，好起哄。所以有運動就能被發動起來。離中央又最近。前清的時候就好進京抬轎當打手，所以是有名的“狗腿子”之鄉。后來保定人不服，就靠向尚武之鄉風，說狗腿子其實是摔跤的專用術語，叫“勾腿子”。可誰信呢？沒人給平反。當然平不平反也沒鳥用，各活各的命吧。

    如果按照我的第一種說法，我是坐火車去的保定。那么我肯定去了徐水火車站。徐水火車站是個小站。小站是什么概念？不是說地方小。按我的理解，應該說是它的通透性、隨意性。也就是說，你上火車下火車沒人管你，四通八達，假如你不怕車上查票，完全可以不買票。而下了車也一樣，沒人驗你的票，一跳下列車，你就可以往你想去的方向走。也不用在站臺上走，直接蹦到鐵軌之上，橫越鐵路，走在一歪一扭的石碴中。還有的人，大都是徐水人，是不要命的。就直接從他剛下來的列車底下鉆過去。每逢看到有人鉆車底，我都羨慕得要死。因為我從來不敢鉆。你想啊，小站的概念里還有一層意思就是全國通用的，就是停車的時間，一般只有兩分鐘。兩分鐘還有的乘客鉆火車而過，真是不要命了。這就叫做小站。小站只服從時間，也就是只按照列車時刻表活著，而空間有無限的延展。像這樣的小站中國可謂很多。我記得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跟一名男同學回唐山的家，竟然是一個鎮級的小站，比徐水的小站還小。我竟在那個小站的廁所里拉了一泡屎。至今什么都忘了，卻記得拉屎，就是因為那個站太小。如果像這樣疑惑地寫下去，恐怕我不會去河海大學報到了。那么我干脆就選擇坐火車去保定算了。因為還有一個情節可以作為旁證。因為我們是從火車站乘三路公交車去的河海大學，我是在車上遇到了王小蕾的。這一點我媽也會作證。因為她看到王小蕾之后，已經認為自己來到了另一個世界。我媽在公交車上，一路就沒有錯眼珠，總是在看王小蕾。后來我問我媽，是不是看上了人家？想讓人家做她的兒媳婦？我媽不承認，說她看王小蕾的目的是想，自己要是有這樣一個閨女多好啊。事實是，我媽沒閨女，我也沒姐姐或妹妹。時隔26年之后，每當想起公交車上那一幕，我的臉還在發燒，原因是我一下子知道自卑了。一種感覺擊中了我。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是城鄉差別。看著王小蕾一副高傲的公主形象，再看看自己的寒磣樣，我真想從公共汽車的門縫里鉆出去摔死。但是我忍住了，因為我還沒有走進大學的門檻。也就是說，我還沒有開始上大學呢。那一刻，我看到我爹一副超然事外的樣子，張著厚厚的嘴唇不知想什么呢，我開始恨自己為什么生在農村。

    前邊說過，文革時十里鋪兩派鬧糾紛都要找我姥爺解決，好像我姥爺是兩派的總司令了。其實不是的。十里鋪傳統力量大于派性，只能說明十里鋪人太老實，壞人較少，或者說有點傻。如果當時村里有幾個忪奸壞的家伙，非要挑起群眾斗群眾的不可，我姥爺也就沒辦法了。但是有一樣，我姥爺可以拿住十里鋪的任何人，就是誰也不敢夸口自己不鬧病。只要一鬧病，就得找我姥爺瞧瞧。反正你不能拎著手槍來督著我姥爺的腦門子瞧病吧？再說十里鋪的人也沒手槍。像十里鋪這地方，以我姥爺為首的封建傳統派占了上風，他們的生活邏輯還停留在解放前，一切論資排輩的標準都是解放前遺留下來的。比如，雪芝姥爺以及雪芝姥爺家族里的路芝姥爺、前芝姥爺、恒芝姥爺等等兄弟，都是我姥爺的好兄弟，他們都是解放前十里鋪的地主。我姥爺解放前就和他們是朋友，就一門心思羨慕地主。因為十里鋪的地主都比較仁義，沒有一個是黃世仁，也沒有一個是劉文采。而且我姥爺的一個理論即便是在文革時期也常和我們私下說，只是姥姥先說一句，你姥爺說的話可不能往外邊隨便說去。當我們答應了之后，我姥爺才沉著臉往下說。他說，地主怎么了，地主都是本分人，都是勤勞致富的人。比那些鬧農會的破鞋流氓無賴們強一百倍。懶漢才鬧革命呢。你看村西的宋誰誰，村南的李誰誰，村北的劉誰誰，都不是什么正經貨。所以到現在他們的子女還是鬧得最歡。我姥爺吧嗒一口煙袋，接著吹吹煙袋，然后往鞋底子磕磕，再吹吹，就把煙袋放在他瞧病的三屜桌上。我就看到煙荷包在桌邊上晃來晃去。煙荷包上的一對鴛鴦就趁機打開了秋千。我當時雖然不知道鴛鴦是干什么的，但我也好羨慕它們在那里打秋千。我倒是不羨慕地主，只是羨慕我姥爺煙荷包上的一對鴛鴦。完成這一系列動作之后，我姥爺就會把手抄在袖筒里，長嘆一聲說，看著吧，長不了。胡鬧的事情永遠也長不了。

    就是這樣的農村。傳統派與革命派同時存在的農村。在沒有見到王小蕾之前我是沒有什么感覺的，除了我姥爺使我們狠一點以外，也沒有什么憂慮。因為挨餓的時候我還沒出生，大躍進的時候砸鍋賣鐵大辦食堂，我也沒有出生。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初，文革時也還是個孩子，一切只有看熱鬧的份兒，是個天生的逍遙派。因為最多當過紅小兵，連個紅衛兵都沒當過。那時候哪里有熱鬧到哪里去看。所謂熱鬧也就是婚喪嫁娶，以及鄰里吵架。我哪知道什么叫自卑呀？一上大學反而覺得自卑得不想活了。所以我好長時間都失眠，頭發開始變白。不知道的都說我是少白頭，血熱，長大就好了，其實我自己知道病根在哪里，就是因為我自卑失眠之故。如果從這一點上說，王小蕾應該是我的克星了，甚至是個害人精。其實，你這么說我不愛聽，我倒是愿意自欺欺人地認為我們是一對小活冤家。因為只有冤家才路窄嘛。她欺負我，或者她直接間接地殘害我，是我樂意的。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在王小蕾面前，我就是個兩個字，那叫賊賤！如果王小蕾對我有意無意地施虐的話。那么，我甘愿當她的受虐狂。現在想來，什么男人啊，真他媽的不男人啊。原來，26年之后，才知道男人是不怕女人的。甚至在女人面前是沒有自卑的，只有女人在男人面前的自卑。為什么中年以后天地就反過來了？年輕的時候，當我，或者當一個男人由于血熱和手淫過度，根本對付不了一個女人的時候，比方說，我的小木棍像偷了天火一樣激動著，燃著火把，小臉通紅，本想一探王小蕾的原始山洞，可剛一插進洞口，就嘔吐了，就繳槍了，就暈菜了。這真讓人自卑。可是當我們四十大幾的時候，當我們還沒有擠進前列腺出毛病的大軍的時候，我們的火把又狂又旺了，火焰萬丈，氣焰囂張。可是，這時你面對的，卻不是王小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