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宗主國的政治沖突發(fā)生后，基于英國依賴北美市場的基本判斷，大陸會議以商業(yè)為武器，開始采取一些影響海上貿易的政策：1774年9月，大陸會議通過了不進口、不出口和不消費的決議，并從該年12月1日起開始執(zhí)行，希望以此迫使英國議會取消針對殖民地的一系列“不可容忍”的法令；1775年11月25日，通過“關于捕獲船只及其貨物的決議”，開始實施針對英國的武裝私掠。這是一種通過關閉北美殖民地市場迫使英國就范的政策設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殖民地時期海洋政策思想的影響。

    不過，隨著與英國人的矛盾不斷加深，在革命來臨之際，殖民地人民關于與宗主國關系的思考和論辯策略發(fā)生了轉變，從訴諸“作為英國人的權利”，轉而訴諸“人”的自然權利。在論辯策略的轉變過程中，自然法的效用得以凸顯，逐漸成為殖民地上層人士的主流話語。[26]美國早期文化史家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發(fā)現(xiàn)，在美國開國元勛的著作中，“關于格勞秀斯、普芬道夫及瓦特爾的引用比比皆是”。[27]自然法還進入大學課堂中，國王學院(現(xiàn)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學院)于1773年設立了自然法講席。為此，約翰·亞當斯于1774年開列了一個國際法參考書目，涵蓋了格勞秀斯、普芬道夫、巴貝拉克、洛克及哈靈頓等學者的經(jīng)典著作。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還推薦了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28]不過在那個時代，標準的國際法準則指南是瓦特爾的簡明《國際法》手冊。1775年12月，參加第二次大陸會議的本杰明·富蘭克林為大陸會議找來了瓦特爾著作的最新版本。他致函該書編輯稱：“在國家崛起之時，有必要經(jīng)常參考國際法，(瓦特爾著作)的到來恰逢其時……已然成為大陸會議代表們手中的必備書籍。”[29]在瓦特爾的國際法理論中，有兩個方面的內容對美國革命領導人尤具吸引力，并為他們拿來所用：其一是對國家自由、獨立及相互平等、依賴關系的強調，并以此作為國家存在及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前提條件。這一論述為殖民地的政治獨立提供了哲學依據(jù)。其二是關于擄獲、中立權利、戰(zhàn)時禁運品等問題的論述，為規(guī)定外交政策與外交事務的具體操作提供了法律技術層面的基本參照。

    1776年6月12日，大陸會議通過決議，任命了一個包括富蘭克林和亞當斯在內的五人委員會，起草面向歐洲大國(首先是法國)的“條約計劃”(Treaty Plan of 1776)，亞當斯被指定擔任這一重要文件的起草者。[30]1776年9月17日，大陸會議批準了“條約計劃”。“條約計劃”的最后文本共包括30項條款，前13條主要涉及擬定中的美法關系的具體問題。第14條至第30條則涉及自由貿易的一般性原則，尤其是航行自由和中立權利問題，體現(xiàn)在第26條和第27條當中。第26條規(guī)定，當兩國中的一方處于戰(zhàn)爭中，而另一方為中立國時，中立國國民應該享有與交戰(zhàn)國雙方進行貿易的權利，不僅包括敵方港口與中立國港口之間的貿易。也包括敵方港口到另一敵方港口之間的貿易。在同一情形下，應賦予自由船只運載貨物的自由，戰(zhàn)時禁運品除外。這是對源自歐洲的“自由船只所載貨物自由”原則的承認和接納。第27條把戰(zhàn)時禁運品嚴格限制為武器、彈藥和馬匹，并明確食品和海軍用品不應被列為戰(zhàn)時禁運品，表達了盡可能嚴格限制戰(zhàn)時禁運品范圍的主張。[31]以上條款顯現(xiàn)了當時美國人心目中的“海洋自由”權利。

    那么，“條約計劃”所表達的海洋自由觀，是亞當斯等人的原創(chuàng)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作為一名成功的執(zhí)業(yè)律師，亞當斯本人對格勞秀斯、普芬道夫和瓦特爾等自然法權威的理論十分熟悉，[32]但起草國際條約卻非其所長——這項工作顯然不能光靠自然法抽象理論，還必須參照體現(xiàn)在國際條約中的國家實踐。當亞當斯開始起草條約計劃時，在歐洲有著豐富人脈資源的富蘭克林把一卷“刊印條約”放到其案頭，并在一些條款邊側用鉛筆做了標記，提醒亞當斯重點參考。亞當斯發(fā)現(xiàn)，“這些做了標記的條款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才挑選出來的”，因此采納了它們，并把另外一些他本人認為重要的條款一同納入草稿。[33]

    據(jù)美國外交史學者格雷格·林特(Gregg L. Lint)考證，亞當斯在起草“條約計劃”的前13個條款時，還參考了兩類材料：1705—1707年間出版的威廉三世統(tǒng)治時期的國際條約與1709年出版的海洋法條約。在起草第14條至第30條條款時，亞當斯主要參考了1760年出版的由亨利·埃德蒙茲(Henry Edmunds)和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編輯的與海洋事務相關的條約全集。“條約計劃”的絕大部分條款，照搬了其中1655年英法和約、1686年美洲和約及1713年《烏特勒支條約》。[34]因此，基本可以斷定，1776年“條約計劃”中關于海上中立權利的規(guī)定，本質上并無特別之處，更談不上是亞當斯的原創(chuàng)。

    杰西·里夫斯在具體分析“條約計劃”各項規(guī)定后指出，除了關于進口關稅需在簽約國之間統(tǒng)一設定的規(guī)定外，條約計劃其他條款均未超出歐洲國家通行的商業(yè)慣例。他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在任何意義上講，草案似乎都不應被視為完全根據(jù)條約所宣稱的自然法理論擬訂的”，而是與當時流行的以瓦特爾為代表的自然法規(guī)定有所出入，在某些方面寬松一些，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則嚴格一些。[35]其實，進一步分析后不難發(fā)現(xiàn)，寬嚴馳緊的取舍標準無非在于使美國中立權利最大化。例如，在對戰(zhàn)時禁運品的界定上，條約計劃的清單是寬松的，僅包括武器、彈藥和馬匹，而瓦特爾的清單則更嚴格些，還包括海軍裝備和物資；在登臨檢查權利問題上，瓦特爾認為拒絕搜查的船只及所載貨物僅從訴訟程序就可被判為合法戰(zhàn)利品，條約計劃雖承認登臨和檢查權，但把檢查內容僅限于船只的文件。以上區(qū)別說明，亞當斯在制定條約計劃時是十分務實的。

    其實，亞當斯本人對于未來美國的國際角色及與其他國家間關系的性質有著長遠思考和清晰規(guī)劃，而“條約計劃”得到大陸會議批準，則說明其思想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他所堅持的一個原則是，在獨立戰(zhàn)爭結束之后，美國將與所有歐洲國家維持永久和平，在它們未來發(fā)生的所有戰(zhàn)爭中保持完全中立。[36]基于中立主義國家的角色定位，他認為新國家與法國的“聯(lián)盟”應該具有三個特征：“一是無任何政治聯(lián)系，不屈從于她的任何權力，不接受她派來的任何官員；二是無任何軍事聯(lián)系，不接受她派來的任何部隊；三是只有商業(yè)聯(lián)系，即締結條約接受法國的船只進入我們的港口，讓法國保證允許殖民地的船只進入其港口，為殖民地提供武器、大炮、硝石、火藥、帆布和鋼鐵等。”[37]由此可見，在亞當斯的心目中，美國與“外國的聯(lián)盟”是一種商業(yè)聯(lián)盟，而非政治聯(lián)盟，更非軍事聯(lián)盟。關于這一點，亞當斯本人解釋道：“我不想向法國乞求任何政治聯(lián)盟、軍事援助或海軍援助，我心中只有商業(yè)，只想同它締結一項海運條約。”[38]對美國開國元勛一代而言，商業(yè)和外交政策是同義詞，經(jīng)濟是國際社會的主導力量。尋求與所有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貿易，無論在戰(zhàn)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都是他們所認為的國家長遠利益所在，因為歷史經(jīng)驗告訴他們，在戰(zhàn)爭時期，只有保持中立，經(jīng)濟增長和繁榮才能得到最好保障。托馬斯·杰斐遜甚至認為，美國的中立可以作為與歐洲大國進行談判并打開由后者控制的市場的潛在工具。基于對17世紀80年代以來法國與英國在北美連年爭戰(zhàn)的解讀，杰斐遜相信：美國擁有對歐洲而言堪稱無價的、不可放棄的資源，戰(zhàn)爭時期更是如此。他尤其看好美國市場對于倫敦和巴黎的價值和吸引力，并由此得出一個觀點：精心籌劃并運用得當?shù)闹辛⒄�策，可以鼓勵歐洲人“公正地對待”美國人。[39]

    總之，尚處在革命中的美國國父們已經(jīng)為即將誕生的新國家預先確定了“中立國”的世界角色，盡管當時美國實際上處于交戰(zhàn)國地位，但他們卻念念不忘從中立國的角色出發(fā)，思考和定位未來美國與國際社會的關系，以追求中立權利的最大化。正是基于這樣的事實，美國外交史學家杰拉爾德·克拉菲爾德(Gerard Clarfield)斷言，與“獨立宣言”相比，“條約計劃”的知名度要小得多，但在事實上“奠定了美國早期外交的基調”，[40]即捍衛(wèi)中立國貿易自由和航行自由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