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施耐庵文學獎2013年10月4日頒布，泰州市文聯主席劉仁前毫無懸念地全票入圍，長篇小說《浮城》(人民文學出版社)獲第二屆施耐庵文學獎特別獎。

    這是一部以里下河為背景的作品，劉仁前的創作主張在作品中一以貫之:“用手中的筆，告訴世人家鄉的一切”。他的第一篇小說《故里人物三記》，就是寫里下河地域三個極普通、極常見的農民。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劉仁前堅持“香河”文學地理的打造，這條里下河大地上尋常的小河，幾十年來在劉仁前的筆下潺潺流淌，浸潤著作品，更浸潤著作家的心靈。他所敘述的故事、描寫的場景以及塑造的人物，無不深深地打著里下河的印記。

    自從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大淖記事》問世之后，他的創作影響極其廣泛而深遠，不僅僅是對里下河地域從事寫作者產生了極大影響，對中國文壇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批作家自覺地追隨汪老，其創作多了一份“汪味”。作為一個忠實的“汪迷”，劉仁前的寫作從一開始就打上了“汪”字的印記，“我經常捧讀先生的作品。在我所獲得的諸多獎項中，我十分看重‘汪曾祺文學獎’。”劉仁前認為，從目前梳理的情況看，從里下河成長起來，與汪老在創作上“血脈”相聯的，充滿“水氣”和“汪味”的作家、作品層出不窮。“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們集聚在“汪”字旗下，其內在一定有著共通的東西，其“志”“趣”一定是相投的。當然，這并不能否認某一個體風格的多樣性存在。正好比蘇東坡先生既有“大江東去”之豪放，又有“花褪殘紅”之婉約，體現的正是“風格”的多樣性。而集聚在汪曾祺先生這面大旗之下的作家們，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必然會思考其創作如何盡可能多的“浸染”一些“汪味”，同時又保持著自己的個性和自己作品的辨別度。這對于一個作家自身風格的形成無疑是大有裨益的。“地方軍”對地方文學創作的帶動力量不僅客觀存在，且十分巨大。沒有畢飛宇等一大批從興化走出的作家，就不可能有“興化文學現象”。沒有“興化文學現象”中的作家群體的涌現，就不可能有中國第一個“小說之鄉”的美譽落戶興化。從這一點上來說，不論某位作家自己承認不承認他對地方文學創作的帶動和影響，事實上這種帶動和影響是客觀存在的。

    （《中華讀書報》 2013年10月16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