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年前梁曉聲出版了長篇小說《浮城》，至今我還記得當時那種震撼而恐懼的閱讀體驗。為之震撼的是浮城里那可怕的生態環境與人性的異化，恐懼的是面對這樣的世界，我們何去何從？是否每個人都會被裹挾進小說所象征的那種荒誕的“末日世界”中不能自拔？因此，20年后的今天，當我看到劉仁前長篇小說《浮城》的時候，那座飄浮無根的浮城馬上浮現在眼前，也由之激發起我對此“同題作文”的閱讀沖動。不過，20年前，梁曉聲的《浮城》是一部向前看的憂思小說，20年后，劉仁前的《浮城》（載《鐘山》長篇小說2012年B卷）則是一部向后看的尋根之作。這里所說的“尋根”并非如當年的“尋根文學”那樣重在從傳統與民間汲取精神，而是從80年代生活與心靈世界中尋求存在的意義之根。如果說前者更多的是預言了90年代以后的復雜現實與文化敗像（梁的“浮城”與同一時期出現的賈平凹的“廢都”相映成趣地構成了一對互補性意象），那么后者則重新挖掘80年代體驗的人文價值與精神圖景。80年代體驗是當代文學的豐富寶藏，也是一種極其可貴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資源，然而，關于當代題材，文學創作界更多的是關注建國至“文革”結束前的近30年，和商品經濟大潮沖擊下的最近20年。忽視了10年左右的80年代時期其實也就忽視了當代國人精神圖景中最為重要的濃墨重彩的篇章。

    這種忽視80年代體驗和80年代精神的現象與人們的思維習慣不無關系，因為作家要關注當下的話自然把目光投向于世紀之交以來迅疾的社會文化嬗變，而如果要挖掘歷史的話，則自然會把筆觸伸向更為遙遠的改革開放以前。如此一來，80年代就只能成為歷史的一點延伸，或者當代生活的一個短暫的過渡，無論是80年代意識形態還是80年代體驗都沒有被充分作為一個完整的精神譜系，或者一段完整的審美時段加以開掘。其實，經過20年的沉淀與反思，“80年代”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與“十七年”、“文革”等一樣成為當代歷史的一部分，或者說它自身已經成為歷史，當代作家理應將將其自身蘊藏的強大的審美功能充分釋放出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劉仁前的《浮城》凸顯出獨特的文化意蘊與審美價值。同樣是一座風雨飄搖的浮城意象，在梁曉聲筆下它與大地發生了嚴重的斷裂，失去了精神之根，而在劉仁前這里，它則暗含著相反的精神指向：浮城與大地血脈相通，一種人格與精神的內在力量在防范著浮城的傾滅。

    二

    小說故事展開的時間集中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始的短短幾年，而主人公是楚縣里的幾位大小官員：縣委書記柳成蔭、鎮黨委副書記陸小英、副縣長朱蕊等。他們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成長于“文革”時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考上大學，然后憑著工作熱情與成績一步步在家鄉做上了父母官。小說故事的主線則是圍繞柳成蔭下鄉考察、回鄉上墳、群眾上訪、黑高蕩開發工程、化肥廠假合資風波、抗洪救災、“人民來信”事件等一一展開。不過，切莫將《浮城》簡單地視為以縣一級的官場題材為主的官場敘事。與后來許多為官者從一開始走上仕途之際就自覺地扭曲人格不同，他們是懷抱著熱情與理想，以干出一番事業來的單純信念走上工作崗位的。上述那種與80年代體驗緊緊相連的人格與精神的內在力量便是通過主人公的心路歷程來體現的，作家著重挖掘的也是其世事沉浮之下那深微復雜的思想活動，那種激情與憂患并存的內在精神狀態。

    主人公柳成蔭既是一個有抱負有魄力的實干家，也是一位有著濃濃的知識分子情懷并富有個性的開拓者形象。早在80年代初，主人公柳成蔭大學畢業剛到清江市工作的時候，就被視為“事業心很強，一心想成就一番自己事業的男人”。后來受到老市委副書記的賞識，成為后者的“乘龍快婿”，但他從來沒有懈怠的想法，踏上仕途后仍然是一心撲在工作上，“那時，他頭腦里沒有房子，只有組織上和老泰山的教誨，年輕干部在生活上一定要低標準，在工作上一定要高標準。這一低一高能做好了，將是前途無量。”幾年后，他從清江市副書記的任上來楚縣履新，擔任一把手的工作，這時他心里想的是：“我根就在這兒，不在楚縣扎根，對不起組織培養，對不起家鄉父老。我自然會向組織、向家鄉父老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的。”發自心底的理想信念使柳成蔭較少地沾染上官僚氣與人們習以為常的圓滑世故。

    他清廉，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但顯然不是為了做秀，而是出自對于為官原則的堅持，同時也是對于做人原則的執守。他闖勁十足，看到幾千畝水面的黑高蕩每年只收幾捆蘆柴，他憂心忡忡地慨嘆“放著這么好的資源不用，真是犯罪啊。”思想要解放，湖蕩要開發，并大刀闊斧地干了起來。這些行為當然不排除干出政績的目的，更重要的則在于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和使命感迫使他義無反顧地冒險為之。實際上，幾年后的一場大水，不僅讓楚縣縣城變成了飄浮在水上的一座浮城，全境一片澤國，也讓柳成蔭在楚縣的政治生涯變得有如一棵水中浮萍，在風雨中飄浮不定。因為，失敗的工程成為政敵攻擊他的重要把柄。而這也正從另一個側面反證了被某些人視為“嘴上沒毛辦事不牢”的柳成蔭做實事不保守不以做官為目的的性格特征。這樣的精神氣質在一心想在黑高蕩經受一番艱苦生活磨煉的朱蕊、一心撲在工作上最后在洪水中犧牲的陸小英等人身上同樣存在，他們有操守有信仰，遠離人浮于事的疲軟和惰性，作為柳成蔭的補充形象，共同傳達了敘述者心目中那獨特的80年代體驗與精神圖景。

    三

    與新時期初期的作家傾向于把改革家塑造成當代英雄形象不同，當劉仁前試圖回返80年代的歷史場景并重現那一代人的思想體驗時，是建立在繁華落盡之后的深層次觀照基礎之上的。像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通過喬光樸這一英雄形象，發出的是意識形態的召喚，小說由此也帶上關乎國家和民族前途的宏大敘事色彩。而在《浮城》之中，主人公無一例外地遠離了英雄形象的光環，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文化性格與社會個體形象而存在的，而他們的豐富和立體的性格特征又是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個體性格與世俗心理結構的沖突之中展開的，由此也使得小說對他們性格的揭示具有了更為豐富的文化意蘊、更為充分的歷史根據和生活感。

    一方面，作家著重揭示主人公性格形成和發展的內在邏輯，極其豐富地展現了柳成蔭等從水鄉到城市、從少年到成年、從中學到大學、從參加工作到當上縣委書記等復雜過程的生活軌跡與心路歷程。出版過爛漫感傷的風俗長篇小說《香河》等眾多作品的劉仁前，在《浮城》中淋漓盡致地發揮了他諳熟并善寫里下河流域之地理風物與民俗鄉情的特長。在談到《香河》的創作經驗時，作家本人曾深有感觸地說：“《香河》里鮮活的各色人等，與其說是筆墨衍生的產物，不如說是經‘香河’派生出來的。環境造就人，這樣的派生，才會有著生生不息的原生態的‘香河’，有了《香河》的當下意義。”①其實這也正是作家關于人物塑造的創作理念之所在，是作家的寫作之根。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落于秋日。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主人公撈魚摸蝦拾豬草的童年生活，讀書上學時期的點點滴滴，鄉村倫理與家庭生活的變化，再加上與社會歷史變遷大背景的結合，被活靈活現地貫串進小說的主體敘事之中，從而形象地展現了柳成蔭那水一般綿密而柔韌的個性，那善良而不乏沖動的性情來源。

    當我們看到小說敘事使主人公性格的形成與命運的沉浮帶上了濕漉漉的水鄉邏輯和沉甸甸的時代感，同時也會發現《浮城》表現出小說文類的雜揉性質。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部融官場小說、風俗小說、成長小說、鄉土小說以及后面將要提及的情愛小說于一體的敘事文本；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它又不屬于上述任何一個文類。小說敘事倫理的重心之所在表明，在更為本質的意義上，這是一部以80年代體驗為核心的精神尋根之作。

    另一方面，小說在充分展開人物性格動態形成過程的同時，又著意刻畫出其復雜性和無奈與悲情的一面，表現出反英雄化敘事的特點。在小說的人物形象體系中，設計了柳成蔭一方與縣長梁尚君的對立，后者對柳成蔭或栽贓陷害或暗箭傷人或實名舉報，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之中，使柳成蔭不時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盡管如此，小說無意于放大這種外在的矛盾沖突，官場的規則與潛規則及其勾心斗角并沒有構成小說結構的主體和真正的敘事動因。尤為可貴的是，作家有意識地避免了人物忠/奸分明、清廉/腐敗相克、正面人物/負面人物對立的二元思維方式和敘事模式。盡管作家的敘事難掩對于主人公的偏愛和同情，但仍然很立體化地展現了柳成蔭些許平凡乃至弱點。

    比如，他一度為與蘇華“兩個人之間少了一點火花感到有些許遺憾”。“但曾經有過激情和浪漫體檢他，很快就說服自己放棄了這種想法。他十分清楚走出大學校園的自己，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而這一切蘇華的父親能夠給自己。這才是最最重要的。這將是鋪就他未來人生之路的基石。何況，蘇華的確是個不錯的女孩兒，無論長相，性格，還有職業，當然最關鍵的是門第。”這使得他的婚姻未免帶上了實用與虛榮的成分。再如他在執行泄洪命令時，因不忍心毀滅掉自己苦干一冬才建成的養殖場而犯了錯誤被停職，這里也不能說他沒有一點私心。這些描寫不僅沒有削弱人物形象的典型性與感人力量，反而增強了人物形象的真實感與可信性，也被賦予了更為深刻的歷史文化意蘊。

    四

    作家在塑造人物的時候，不僅把他們還原到“80年代人”所處的具體歷史場景之中，而且進一步把他們還原為“人”的生存境遇之中，打開更為深微的心理空間，以期洞察人物更為內在的精神世界。《浮城》的敘事有兩條線索，一條就是上面提到的主人公柳成蔭赴楚縣履職到被迫離開的過程，前后不過三四年的時間；另一條線索則是他與陸小英的情愛離合。前者是故事的主線，后者是故事的副線，兩條線索交替敘述，不時形成交集。作家的這一設計應該說是煞費苦心的。主線所述其實只是小說敘事的表層結構，副線所及才真正構成小說的深層結構，亦系推動故事進程的重要動因。

    其實，故事一開場便暗示了小說敘事倫理的重心之所在：“柳成蔭做夢都沒有想過，他和陸小英離開廣陵大學校園之后的第一次相見，是在多年之后的一個下午，是在楚縣縣委、縣政府那座古城堡一樣的建筑門口，而且他倆的身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柳成蔭幾年之后調離楚縣時，他的頭腦中總是會出現上任之初與陸小英重逢的那個下午，那個在古城堡一樣的縣委、縣政府大門口共同面對一群上訪群眾的下午。”故事的收尾之筆則發生于陸小英死難而柳成蔭離開縣委、縣政府的大門口的時候，一直極力克制自己不致失魂落魄的他突然產生了幻覺：“當小黃開著黑色的紅旗緩緩經過縣委、縣政府大門口時，柳成蔭忽然聽到有人喊他。回頭看時，車身后并沒有人追。自己只好調轉頭。可自己剛一調頭，耳邊的喊聲又起，他看到一個人追過來。是她，陸小英。”他急忙下車返身徑直奔回楚縣縣委、縣政府那座古堡式的大樓下，同事們與自發涌來的父老鄉親們紛紛上前打招呼和告別，然而深陷痛苦并久遭難言的壓抑的柳成蔭已經完全處于潛意識的控制之中，“這時，柳成蔭依然反身盯著那漸漸被拋在身后的古堡式的大樓，他似乎看到了陸小英正帶著黑高蕩那幫上訪的群眾，從大門口的過道走了出來……”那座莊嚴凝重的古堡式大樓見證了兩位深深相愛的戀人從重逢到生死別離的兩個時刻。

    嚴格說來，《浮城》并非以愛情悲劇為主體的情愛小說，然而對于內在情感世界的挖掘卻是完整地塑造人物并深刻地再現其精神譜系不可或缺的視角。實際上，工作上的挫折只能激發起他更大的奮進斗志，遠離政治舞臺的結果并不能擊垮柳成蔭。再大的痛苦，他寧愿自己承受，也只能自己承受。小說寫道：“柳成蔭沉浸在失去小英的無比痛苦之中。這種痛苦的痛苦之處在于，他只能把痛苦藏在自己內心”，尤其不能在妻子面前流露出來。有擔當的性情與善良的心地使他下決心不能因為一個死去的離他而去的女人，傷害現在還生活在他身邊與自己相依相守的女人。然而，那個真實的“自我”卻終究難以承受：柳成蔭的心在顫抖，在流血。他實在不能原諒自己，他甚至覺得自己在小英面前就是一個罪人。

    小說把筆觸深深地置于柳成蔭情感與理性相沖突的內心世界的同時，也深刻地揭示了這一切的歷史成因與命運無常的悲劇感。柳成蔭與陸小英經歷了從兩小無猜到深深的相愛再到互托終身的曲折過程，本應有一個好的結局。然而，陸小英的母親王小琴堅決地拆散了他們。直到后來，他們才知道，王小琴是被英子的父親強奸后迫于無奈而出嫁的，而在此之前她與柳成蔭的父親柳春雨已經相好了。王小琴一直堅信英子是她與柳春雨的女兒，才毫不留情地反對他們的婚姻。直到柳成蔭與陸小英在重逢之后，才解開了這個謎，而很快的，陸小英又調查出另外的結果：她與柳成蔭并沒有同父異母的血緣關系。而一切都晚了，這個結果使兩位深深相愛的人更加相愛也更加痛苦，而陸小英的母親則在此強烈的刺激下得了瘋病。

    與柳成蔭、陸小英的愛情悲劇經歷相似的還有朱蕊，從一個普通插隊知青，成長為楚縣唯一的女性副縣長，朱蕊有著極不尋常的成長史。當年，她積極響應號召，決心來到俞垛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她愿意在俞垛貢獻出自己的美好青春，然后干出一番作為。也是在這里，她與民辦教師茍道生真誠地相愛了。然而，就在她興奮地從時任公社主任的茍載德手里接過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毫無防范地被這位“大恩人”奸淫了，而這位公社主任就是茍道生的父親。為此，朱蕊背負了一個女陳世美的罵名，隱忍著自己所飽受的屈辱，與心靈擦出火花的人分手了。多少年來，個中的苦楚恐怕惟有她自知了。

    可以說，他們既背負了上一輩的恩怨，又承受著歷史的荒誕，既經歷著社會轉型的陣痛，又面對著現實生活的種種挑戰。讓人更為感懷的是，在種種磨難與矛盾之中，無論怎樣的苦楚和傷痛，也無論如何的充滿了內心的矛盾，既沒有使柳成蔭們放棄人生的信仰，更沒有造成靈魂的分裂，由此充分地顯示出他們精神世界的深厚與獨特的人性魅力。

    90年代初，知識界一度熱烈地討論“人文精神失落”的問題，人們熱衷于探討的是人文精神為什么失落，以及人文精神失落與市場經濟的關系、人文精神失落的諸種表現問題，但對于那失落的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到底在哪里這樣的問題卻沒有應有的重視。進言之，如果不充分地討論人文精神的內涵，甚至把崇高與偽崇高、人文精神與虛假的人文精神相混淆，那么這樣的討論很可能會南轅北轍。我們更需要做的是從當代不但進行思想的尋根，更要進行精神的和人格的尋根，去尋找信仰的力量源泉與道德的支撐方式。20年之后，當《浮城》的作者重新反觀80年代體驗之時，其實就有針對性地回到了這個問題的起點和焦點上，它的敘事表明，那失落的人文精神絕不是一個或幾個概念的問題，亦非凝固的精神模態所能涵蓋的。它是一種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生命姿態，一種彌漫于整體性心理結構的精神，一種既躲避了虛假的崇高感又不陷落于卑俗境地的性格氣質。而這一切無論對于21世紀的文學，還是對于當下的生活來說，都有著獨特的啟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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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①《爛漫感傷的風俗長卷——劉仁前作品研討會發言摘要》，《黃河文學》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