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們在哪里生活，鄰里間你來我往時間久了，就會像親人一樣互相照應，互相關心和幫助。而這種鄰里關系是不分各自習慣了的生活方式、民俗傳統習慣、膚色、信仰等。因此，相互理解和包容后的結果是淡化了與生俱來的“標簽”，東西方人的區別。其實，這個“世界由意志與表象組成，它們同時存在又相互區別。”大家融合在一起的社會家庭像一朵七色花，相互容納，相互映襯，相互照耀，絢麗各自獨特的色彩，在陽光下綻放。      

    冬日早上我開窗透風，冷風呼呼灌進我的頸脖，一陣寒噤。紅日像從冰窟里被拉出來一樣，照在冷清的車站，只有來來往往的車輛遠遠地吐出一口口淡煙，算是嘆息。

    后院鄰居家孩子過生日，因新冠肺炎疫情無法像往年一樣開派對，親朋好友不約而同地開車來慶賀，車篷上張燈結彩、歌聲飛揚，祝福聲此起彼伏，連綿不絕。車竟在同一時間齊刷刷地從不同的城市開過來，自動組成一條長龍，幾條七彎八拐的小區路上，一眼望去，見首不見尾，嘆為觀止。就近的鄰居們也開窗探頭，鼓掌助威。        

    遠親不如近鄰。想起我和弗萊特的婚禮，我女兒一早發現屋里屋外被數不清的彩球、彩帶、鮮花裝點得鮮艷奪目，充滿喜氣洋洋的氣氛。再看外窗、房墻、前院、后院還有籬笆墻，整個兒成了花的海洋。門外不遠處的幾個高箱綠蓋上，端端正正地放著一塊四邊被彩色蠟光紙鑲得唯美精致的大紙板，板面上的粉色包裝紙像噴過光漆一樣平滑而亮澤，嘉琪光滿。上寫：“祝賀Ming和弗萊特新婚快樂，永遠幸福！”這是隔壁布朗夫婦帶著他們5個孩子（從17歲到3歲）設計做的賀禮。布朗夫婦說，整個設計方案和購買的零碎東西全都是5個孩子群策群力的結晶，他們夫婦倆完全放手讓孩子們自己干。幾個孩子在家精心制作了一整天，完成后，都興奮不已，耐心地等到半夜趁大家都睡覺了，才在父母的帶領下，一家人大箱小盒，全裝著這些彩球、彩帶、鮮花、霓虹燈等零部件悄悄地開始工作，裝飾了近2個小時。天寒地凍的，他們一家人為了鄰居的婚禮而費盡苦心。我們一家人都噙著淚，感動不已。我真慶幸這輩子能與這樣善良、美好的人們為鄰。

    幾年后，他們一家7口人要搬到北荷蘭去居住，鄰居們萬般不舍，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晚會，每個鄰居都送了禮物，我送了我最珍貴的字畫。那天的場面既歡快又悲傷，一整場晚會，我的淚未干。    

    布朗一家走后不久，馬克斯夫婦倆同樣帶著5個孩子成為了我們的新鄰居。

    馬克斯退休前是一家英國跨國公司的高級雇員，高級工程師。退休后圍繞著兩只貓，兩條毛絨狗，修繕家院，做不完的活。傍晚，他牽著兩條黑白分明的小寵物狗到處遛遛，兩只貓可憐巴巴地趴在窗口，羨慕嫉妒恨地看著主人牽著它們的玩伴走遠再返回。他路過誰家窗口，都會揮手致意，只有月亮或燈光給他回禮。

    馬克斯喜歡談中國，贊揚中國疫情取得的偉大成果，羨慕中國人現在能相比之下安全地生活，疫情后的不放松措施令他欽佩。他愛中國，從他眼神里看得清楚，他喜歡和弗萊特聊中國的進步和民俗，常常感嘆，中國真了不起。疫情時，荷蘭個別娛樂界人士在廣播里唱甩鍋的歌曲，他義憤填膺。有個別不法分子攻擊中國人，他抨擊這是無恥的行為。

    我很感激我先生弗萊特，他是一個真正愛中國的好女婿。回國探親，他在母親的養老院里，與老人們在一起，像一個工作人員，關懷備至，成為那里的“明星”。母親住院，他下了飛機直奔醫院，大手捂暖母親冰涼的瘦手，在醫院鞍前馬后照顧母親，端茶送水，喂飯，按摩，樣樣做。醫生、護士個個伸出大拇指，曾有位小護士感動得熱淚盈眶。母親家裝修，他獻計獻策，幫助工人，像給自家做事，全沒有過去做老板的派頭。他得到我母親居住的大院里鄰居們的稱號：“中國好女婿。”

    比爾特小鎮不大，鄰里間關系融洽。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民俗文化格外有興趣，對方塊字也著迷。他們知道我這些年寫報紙專欄，還出書，曾是三位女詩人被荷蘭電臺采訪者之一，他們很羨慕也贊賞。他們說中國人禮貌，熱情，真誠。他最喜歡聽弗萊他講一個實實在在崛起了的中國，因為弗萊特最有體會，他從1980年第一次隨“荷蘭飛利浦高科技技術展覽”去中國武漢展覽至今，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他算外國人中見證者之一。因此，他非常尊重這里的華人和我從事的華文寫作包括我們的文學協會，他都非常關注并給予實質上的支持。

    馬克斯的夫人燕妮喜歡吃我做了南瓜餅或糯米椰蓉甜點，吃到銷魂處說：“我能帶走一二給孩子嗎？”后來我每次多做一些，事先裝袋，她走時帶給孩子們。孩子們周末派對，他們夫婦總會提前通知：

    “鄰居們好，幾月幾日從幾點到幾點我們有派對，屆時會喧鬧一些，打擾了周圍的寧靜，敬請諒解，謝謝！”

    鄰居們沒有一個抱怨。荷蘭人重視孩子們的任何活動，孩子中學畢業，會在自家門口高高地掛個書包，公示和慶賀，過路的人都會用恭喜的目光瞅一眼。我女兒一家來探親，鄰居噓寒問暖，開玩笑說，“你說過，親不親家鄉人嘛。”這是“曲解”，當然是幽默。

    另一個鄰居貝特，獨生主義者。是荷蘭氣象專家，戴一副深度近視眼，對中國傳統文化非常感興趣，提出很多有趣的問題。也是我家義務管家，我們回國探親，夏天他澆花灌水，收取信件，冬天他掃雪收拾臺階。兩家人像一家人，非常融和。

    阿娜麗絲來電話說提前祝我生日快樂，給我也寫了郵件。這是她每年必須做的一件事，我每次都同樣地感動。

    阿娜麗絲是弗萊特前妻的繼母，和她丈夫“俠客”（諧音）住在比利時，夫妻倆待我們非常好，我女兒來，他們非常熱情邀請，并無二心。我們結婚時，二老慷慨送禮，超乎普通荷蘭人送禮的習慣，大有中國父母的寬厚仁慈，大度包容。婚禮上，他們夫婦倆擁抱我時動情地說：“從今以后，弗萊特是我們的兒子，你是我們的媳婦，你的女兒也是我們的孫女。”那一刻，大家擁抱在一起，眼淚褪去了臉上的新娘胭脂。弗萊特的前妻黛米和她現任丈夫湯姆來家做客，兩家人像一家人那樣自然而親切。黛米跟弗萊特說起我：“她很單純，熱情，真摯，很傻氣，好姑娘。”我相信她的眼神和語氣，相信她的善良和大氣。      

    桑德是弗萊特的朋友，一位不是鄰居的鄰居。這位富家公子，是原荷蘭已故財政大臣的公子。近年來事事不順，好像走了魔窟運，讓朋友替他擔憂。疫情前，他每星期都會來家串門或共進晚餐。他喜歡吃中餐，我特地多做些，讓他帶走。我想起知青年代，我隔壁的大媽常送我咸菜，或在我生病時，給我一碗熱乎乎的粥。大媽說：“姑娘，不難過，知青娃，沒吃過苦。有啥事，說一聲，遠親不如近鄰。”    

    說起遠親近鄰，說不完的故事。不同民族和文化，融合在一起，同時存在又相互區別。像春天的花，綻放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