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建國在文革開始后把自己歸類到“中間類”—— 既非“黑五類”，亦非“紅五類”——即教師、銀行職員、中農、“小土地出租”、“城市貧民”等子女的范圍。后來他也說不清楚，自己是否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可教育好的子女”這一詞組，其本身的概念就是模糊的，雖然那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具有特定含義的一個名詞。

    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的《關于對敵斗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規定，“可教育好的子女”——文革中特指——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現行反革命分子、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等10種人的子女。

    正是這一特定的內涵，尤其是在執行政策（寧左勿右）當中，“可教育好的子女”其實已經被烙上了賤民子女的標記，因為他們是有“原罪（他們體內流淌著的是父輩祖輩的黑血）”的，有原罪的人更容易產生本罪，需要給予特別的法外施恩的寬大優裕，才可視作普通百姓。

    所以文建國壓根兒就沒有動過要求參加紅衛兵的念頭。可是“紅五類”對這種既不紅，也不黑的一類也吃不準，既然吃不準，就暫時擱一擱吧。

    說到“黑五類”，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黑五類”是“十種人”當中的五種人，其實“五種人”與“十種人”有時是混淆在一起的，反正就是所謂的“壞人”。但為什么有“黑五類”一說，而沒有“黑十類”一說，可能是“黑五類”形成比較早，已經成為專用名詞，而后來概括出的“十種人”其中有新興的，有現行的，還有不斷發生變化的，就一時難以成“類”了吧。

    有一段時間里，“黑五類食品”——還有公然成立黑五類食品集團公司——風靡，文建國為之心疼。

    這一食品名稱可惡至極，商家用“黑五類”冠名實為下下策，老板一定是位不諳世故的毛頭小子，或者是老奸巨滑的經商策略——嘩眾取寵。

    文建國聽一位前輩說過，見到“黑五類食品”，自然胸悶氣短，那一袋袋包裝精美的食品仿佛是一件件令人難堪的往事歷歷在目，再有美味再有營養，都似曾經吃過的蒼蠅食品，引發刺激反應，于是就自覺地堅決拒絕冠名“黑五類食品”標簽的食品進門，甚至包括黑木耳、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棗本身。即使明明知道，黑色食品不但營養豐富，且多有補腎，防衰老，保健益壽，防病治病，烏發美容等獨特功效。可是當事人受不了“黑色”的刺激，如果僅僅是“黑色”，也就罷了，還偏偏“黑五類”了。

    文建國沒有感同身受的感覺，但僅僅憑著聯想，也自覺地杜絕了有著如此標簽的食品。至于單個的，以黑為前綴的食品，他沒有拒絕。

    運動開始不久，有人動了憐憫之念，抑或是為了聯合、拉攏更廣大的群眾，允許非紅五類子弟成立紅衛兵外圍組織，曰“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或曰“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以示與正統的紅衛兵組織的區別，同時也強調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是這一組織活動的框架，不可逾越雷池一步。

    那時候的廖進軍是江中紅衛兵團副團長（正式職務應該稱之為紅衛兵團副總勤務員），據說他不愿意當正團長（其實也未必當得上）。他要名聲，更要自由自在，是他的一貫作風，再說正團長也很尊重他，那不就得了。但他極力動員文建國早點揭竿而起，弄個“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團長干干，起碼也是個“團副”，今后可聯合行動，甚至包括紅衛兵團這邊凡是耍筆桿子的事情，都可以讓文建國參加。

    可文建國不買賬，任他三顧茅廬也不給面子。廖進軍第三次動員文建國出山，一同前來的是紅衛兵團團長萬晉明和另一位副團長周舟。廖進軍知道文建國與自己關系非同一般，但他知道文建國真正佩服的是團長萬晉明。

    萬晉明出身于產業工人家庭，他的父親在山西煤礦工作，基層黨支書，全國勞模。那時社會上對產業工人的定義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最富于組織性、紀律性和革命性，最能代表工人階級的特性，是工人階級的主力和骨干。紅寶書四卷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指出：“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這一項項光環，讓文建國只有仰視的份兒，而且萬晉明也的確是個品學兼優的主兒，學習成績出類拔萃，外貌又溫文爾雅，人品質樸，是他高三那個班的班長，校學生會主席，中共正式黨員。

    文革開始，萬晉明即被推薦為紅衛兵團總勤務員，文建國從內心佩服。他曾經拿萬晉明和廖進軍相比，那是另一種氣質的大眾情人，是文建國真正欣賞并暗自模仿的身邊的榜樣。但文建國仍然拒絕了萬晉明。

    周舟給文建國也有很好的印象。他的父親是過江干部，很早轉業到企業，擔任黨支部書記。他是學生會高二分會的會長，成績優異，能文能武，口才極佳，以善辯聞名全市，曾代表江州市參加全省中學生辯論比賽，其三人小組獲得亞軍，他本人卻獲得最佳辯手中的第一名。同時他還是全市高中生游泳、自行車、跑步三項全能冠軍，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優秀學生干部。

    因為不能加入紅衛兵，而組建毛澤東思想（主義）紅衛兵，文建國有嗟來之食的感覺，他不稀罕。

    文建國總歸覺得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有些名不正，言不順。在他潛意識里，參加了外圍組織，就等于承認了自己低人一等，是你紅衛兵團的附庸，真的不如什么都不參加來得瀟灑。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像以前的“和平軍”或者“皇協軍”，做附庸的，往往里外不是人。江州有句老話，叫“刨不動冬瓜刨瓠子”，這個“瓠子”是時常受人擺布的。

    文建國感謝紅衛兵團三位領導“給出路的政策”的好意，但他極度不愿扭曲自己的靈魂，主動在那張“賣身契”上簽字。

    革命的理想，前途的希望，雖然渺茫，但文建國愿意一直為之付出努力。對于現有的紅色政權，文建國也衷心希望它永不變色。只是如何搞文革？文建國有顧慮。

    人，已經被分成三六九等了，已經沒有了平等的社會地位，還能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討論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嗎？

    文建國甚至回想起早幾年的文家大院，有共產主義，也有上帝、基督教和菩薩、阿彌陀佛，大家和睦相處，其樂融融。那么，各種不同的社會境界是否可以互通呢？共產主義社會，大同社會，烏托邦，還有叫什么的，可以商量著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