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寫一篇懷念汪曾祺先生的文字。這樣的念頭，最初聽到汪老辭世消息的時候就有了。然，一直不肯動筆。自己心中覺著，汪老這樣的大家，哪輪到我這樣的無名之輩來寫懷念文字呢？雖然，在我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曾得到過他老人家的幫助；雖然，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一直追隨著他老人家，是個不折不扣的“汪迷”。轉(zhuǎn)眼間，這樣的念頭，存于心底十年矣。也就是說，汪曾祺先生辭世已十年了。無意間，得知汪老故鄉(xiāng)要為他老人家逝世十周年做點事，我的內(nèi)心有說不出的情感在涌動。這涌動著的情感，使我不得不坐到電腦前敲打出久藏心底的心音。

    幾乎和所有的“汪迷”一樣，最早讀到先生的小說是《受戒》，萬般驚奇地發(fā)現(xiàn)，原來小說還可以這么寫。驚奇之余，總也忘不掉小說中那個小和尚望著小英子“歪”荸薺留下的腳印塘發(fā)呆的情形，真想把自己的腳也悄悄印在小英子的腳印塘里，那癢癢的滋味一直癢到我心里去了，竟而自己心里頭變得甜滋滋的。自然也為《受戒》沒能拿到那年全國短篇小說獎而憤憤不平，心中不爽。好在次年的《大淖記事》彌補了這一缺憾。其時，汪曾祺先生創(chuàng)作勢如泉涌，每發(fā)一篇小說都是反響熱烈。毫不夸張地說，我們這些小年青迷他的小說到了近乎癡狂的程度。1985年蘇州“江南雨”筆會上，我們來自全國各地的十幾個年青人，人手一冊汪老的《晚飯花集》，每天必讀那是自然的了。我和當中四五個更好一些的朋友，臨別時便在汪老的書上各自寫上了彼此的心愿和祝福。《晚飯花集》成了我們那幫文學青年之間相互鼓勵的最好紀念。這當中就有今天在江蘇文壇比較活躍的荊歌先生。

    我們就這樣一路讀著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一邊追尋著自己的文學夢想。1992年漓江出版社出我一本散文集《楚水風物》，是我的同鄉(xiāng)好友、著名青年文學評論家王干先生給寫的序。想著他是因一篇關(guān)于汪曾祺先生小說的評論而走上文學評論之路的，跟汪曾祺先生關(guān)系非同一般，而我寫的這一組風物，與汪曾祺先生著名的散文《故鄉(xiāng)的食物》中所寫物產(chǎn)十分相近，我用筆風格是一直追隨他老人家的。心中就想，如這本小冊子能請汪曾祺先生題寫個書名，那該多好啊。于是，把心中的想法和王干兄商量，請他幫忙。原本也只是試試看的，不想汪老沒作半點推遲，爽快地題寫了書名：“楚水風物”。因為事先沒怎么好給他老人家提太多要求，心想只求個有就成。誰知汪老用宣紙題寫了兩幅書名，一幅為豎題，一幅為橫題，托王干兄轉(zhuǎn)交給我。說實在的，捧著汪老題寫的書名，我內(nèi)心真是激動萬分。他的字，典型的文人字，儒雅得很，求他字的大有人在。而我這樣一個無名小輩，沒請他抽一枝煙，沒請他喝一杯酒，沒有一丁點付出，卻得到了他老人家如此厚愛，這無疑將激勵我繼續(xù)走好自己的文學之路，繼續(xù)自己的文學追求。

    說實在的，較早讀出我的小說有一股“汪味”的是著名作家陳建功先生。那是1987年，《中國青年》雜志社組織了一個全國性的小說處女作征文，我的小說《故里人物三記》在第5期《中國青年》上發(fā)表了。雜志社還為小說配發(fā)了專家點評——陳建功先生的《讀后信筆》。陳先生在點評中說：“這位作者的另一點可貴之處是，他開始意識到，要寫出‘味兒’來了。比如作品中那遠距離的敘事態(tài)度，不是確實有了一種冷雋的觀照的‘味兒’嗎？最典型的，是《祥大少》一篇前五個自然段的起首，一律以‘祥大少’三個字當主語。而《譚駝子》一篇，前五個自然段照例以‘譚駝子’三字冠之。《二侉子》一篇小有變化，但第二自然段則是一連串的‘二侉子’為主語的單句。我想，這都不是隨意為之的。這里面滲透著作者對一種敘事調(diào)子的追求。不過，這種敘事調(diào)子怎樣才能更加獨樹一幟，以區(qū)別于汪曾祺先生的某些小說呢？大概這也是作者正在思索的突破方向吧？”

    時隔二十年之后，我的一部32萬字的長篇小說《香河》面世。在《香河》研討會上，來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二十多位作家、評論家、電影導演，以及泰州、興化的有關(guān)領(lǐng)導對這部全景式描繪里下河興化民俗風情的長篇小說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小說以細膩抒情的散文筆法，生動地描述了蘇北水鄉(xiāng)的民情民俗和生活故事，是一幅具有濃郁地域文化色彩的風俗畫卷。研討會上，有一位喜愛汪曾祺先生作品的評論家對我說，看了你的〈香河〉，我想汪曾祺先生如果進行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大抵如是。初聽此語，我連連搖頭，“不敢當，不敢當。”這部小說雖然引起了《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藝報》、《文學報》、《中華文學選刊》、《江蘇作家》等眾多報刊、網(wǎng)站、電臺、電視臺的關(guān)注，但無論如何是不可與汪老的創(chuàng)作相提并論的。轉(zhuǎn)而又想，這說明這么多年我對汪曾祺先生文學創(chuàng)作風格的孜孜追求有了一些成果吧。這在著名作家趙本夫先生為《香河》所作的序中亦可找到佐證，他稱《香河》是“一部里下河興化版的〈邊城〉”。《邊城》為汪曾祺先生的恩師沈從文先生所著，汪曾祺先生師承的便是沈先生。如此，這中間的脈絡便十分明了了。無怪乎有評論這樣說：“看《香河》，不難發(fā)現(xiàn)沈從文、汪曾祺對劉仁前的啟發(fā)和影響，不同的是，《邊城》、《大淖記事》只有開篇逶迤而下了三兩節(jié)風土人情的描寫，而《香河》卻貫穿了全篇。由《邊城》、《大淖記事》，沈從文、汪曾祺告訴人們，小說也可以這樣寫，風物、風情的描寫，可以繞開慣常小說以人物和故事拿魂的先例，而成為小說立篇的靈魂。《香河》既出，我們可以看到，劉仁前把小中篇《邊城》、短篇《大淖記事》怎樣消化到了肚子里，又如何把這種小說的敘寫方式推到了極致，寫成了長達32萬字的長篇。”我心中暗想，用自己的作品來懷念汪老，讓汪老的文學創(chuàng)作風格為后輩所承，綿延不絕，豈不幸哉？汪曾祺先生泉下有知，該開懷暢飲了吧？

    汪曾祺先生健在時，我雖未能與先生謀面，自然也不能親耳聆聽先生教誨。但我與先生的親友倒是有些交往，他在省泰中教數(shù)學的外甥趙京育先生曾說過要好好寫舅舅的回憶文章，我倒是極力鼓勵趙先生寫出來，便允諾我所在的《泰州日報》可以為他開專欄的，其時我已調(diào)任《泰州日報》副總編輯。遺憾的是，至今沒見趙京育先生的回憶文章。前些年，我也曾專門去高郵“汪曾祺文學館”參觀過，到座落在高郵城北門外東頭竺家巷“汪曾祺故居”拜訪過。在我看來，先生為人為文的理念是一致的。就其為人，他的那句“多年父子成兄弟”一直被傳為美談，仔細了解先生之后，方知此語出自先生之父汪菊生先生之口，亦可見汪氏家教一脈相承；再就為文而言，“不求深刻但求和諧”可謂引領(lǐng)當時文壇風騷，開風氣之先。而這二者本質(zhì)則完全一致，說到底不就是當下頗為時興的兩個字么，和諧！因而，在汪先生的故居，我應先生小妹夫之邀，提筆寫下了一句：“汪曾祺先生為人為文千古流芳”。此句雖俗，心意卻是誠的。

    今日正是清明，千家萬戶都在祭掃先祖亡靈，雖沒有紛紛細雨，但因焚毀紙錢而升騰起來的濃濃霧氣，一樣潦人思緒。我想，汪曾祺先生墓前，他的后人一定也在祭拜吧，我是不能在他老人家墓前行禮了，謹以此文奉上自己深深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