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振鐘

    劉春龍這部以漁為專題的散文集，主要寫作于三年前，結集在去年冬天。未成書時，我陸續(xù)讀過其中部分篇章，既成后，集中讀完了未讀部分合計九十九篇。九十九篇，記九十九種漁事。漁的方式到底有多少種，我不知道，但即使在我們興化地區(qū)，如果網(wǎng)羅起來也肯定超過這個數(shù)目。作者只寫九十九種，應該是他最熟悉最親切的經(jīng)驗。僅此而言，亦已經(jīng)蔚然可觀。

    興化是里下河地區(qū)中腹一塊洼地，由于瀉湖的水文影響，境內由北向南，水泊密布，河流縱橫。這樣的地形，形成了興化歷史悠久的漁業(yè)群體，在寬泛的民族志意義上，可以把他們看作依水為生的特殊族群。顯而易見，由于漁業(yè)勞動優(yōu)先于農(nóng)耕而成為更早的生產(chǎn)方式，這一地區(qū)漁的知識也更古老和更豐富。興化作為農(nóng)業(yè)大縣是后來的事，即便到“以糧為綱“的1970年代，漁業(yè)仍然在這個地區(qū)占有較大比例。如果有人需要研究中國南方地區(qū)漁的歷史和文化，興化無疑可以提供可靠充分的地緣資料。但劉春龍的寫作非為這一專業(yè)目的。春龍自己是興化漁民后代，十九歲時甚至就做了鄉(xiāng)鎮(zhèn)漁技員。這個身份讓他作為漁業(yè)勞動的傳承人，自覺具備一種獨特的知識立場。與一般的知識性作品不同，春龍有關漁事的描述，盡管時有經(jīng)典詮釋，以及名詞考證，但主要還是“勞者歌其事”式的寫作。也就是說，他不僅對所有那些漁事有著個體親驗，而且里面包含了更重要的勞動態(tài)度和情感，以及由這些情感和態(tài)度透析出來的生活觀念與價值內涵。這就將他的《鄉(xiāng)村捕釣散記》既與傳統(tǒng)上那種“兼賅物理”的純知識寫作，又與文人隱喻性的“漁歌”理想?yún)^(qū)別開來了。

    《張小鉤》寫一種簡單的捕魚方法，從做鉤、挽鉤到收鉤，作者順次寫來，最后卻集中到張鉤漁人的身形和神情：“張鉤的漁人大都是羅圈腿，又稱蟛蟛腿，背也微駝，那是日積月累盤腿彎腰‘挽鉤’造成的”，“滿臉滄桑的漁人，似在漠然地看著我，有如羅中立的那幅叫《父親》的油畫”�！扼骱A》敘述大型“圍漁”，而視點則集中在罩魚的女人：“她們提著魚罩，每走幾步，就把罩摁下，雙腳在罩里攪動，發(fā)覺有魚，就用腳‘取’上來，不管多大的魚，也不管什么品種的魚，哪怕是鱖魚、昂嗤，從沒見過她們用手捉過”，“女人洗腳上船了，我忽然看見那粗大的腳板上滿是老繭和劃痕，這哪是女人的腳�。�”《鏟網(wǎng)》中捕魚的一對未成年的小兄妹，是如此孤單，又如此相互依貼：“鏟網(wǎng)捕獲的都是些野雜魚，雖說也有鯽魚、黑魚、小鯉魚，卻并不見多。這樣的漁事未免單調乏味，可兄妹倆做得認真而投入，因為他們知道，這就是生活，祖祖輩輩傳下來的生活。要收工回家了，哥哥搶過妹妹手中的雙槳，妹妹起初不讓，哥哥都沉下臉了，妹妹只好坐到船梁上，彎腰撿去艙里的雜物。”所有這些，都在知識之外，卻又讓有關“漁”的敘事具備了人生的深度，它使這部散文的知識描述指向生存的真實。

但《鄉(xiāng)村捕釣散記》的寫作，還不限此文學一義。“漁”是什么意思？這是作者用此集合作品重復追尋的一個隱含問題。三十年后，當作者離開少年身歷的這一段勞動歷史，對他的祖祖輩輩所從事的捕魚生活，為什么懷有如此熱切的解讀，以至必要以“知識考古”深究細釋各種漁事活動，就不是“散記”二字所能彰明的了。劉春龍書中說，“我們找尋的僅僅是逝去的漁事記憶嗎？”顯然，作者表達了他對于“漁”的另類意義的渴求，而此渴求則來源于一種原生情感以及由這種原生情感引發(fā)的文化沖動。他對“漁”的意義的尋找，可以說是一種本能的尋找。當興化地區(qū)歷史上那樣一個以漁業(yè)為生的水上族群，給定了作者一種假定的血緣社會關系后，“漁”的知識問題，就產(chǎn)生于對這個族群的情感識別與身份認同之中。因此，作者實際上通過有關“漁”的知識與知識的敘述，維系著他與自身所依附的族群的紐帶，或者說“漁”的知識，在劉春龍那里其實正是紐帶本身。《鄉(xiāng)村捕釣散記》對作者的重要性，也即在于，通過這條紐帶的連接，輸取文化的原生力和內聚力，以對抗當今這個文化渙散、混亂和迷失的時代。而作者后記中所孜孜謀求、溢于言表的“文化高度”，并非空泛之談，是有著確切的經(jīng)驗依循和目標指涉的。即便僅僅限于一塊小小地區(qū)，然而這樣的文化內聚力，至少讓作者和讀者獲得了一定的自信心。

    因此之故，讀者也就有了把《鄉(xiāng)村捕釣散記》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和環(huán)境下看待的可能。一部作品的閱讀價值，要看它具有多少延伸性。春龍的寫作，無疑屬于純粹地域性質下的地方性知識的記錄與書寫。關于全球化和普遍主義與地方和地方性知識的沖突，已為不少文化和政治研究之士屢多提出，重建地方性知識也成為較高的呼聲。一個地區(qū)的社會認同，在諸種傳統(tǒng)文化因素中，特別需要依賴該地區(qū)的知識存量來加以維持。而現(xiàn)實情況卻表明，地方性知識隨全球化帶來的普遍主義的沖擊越來越小，越來越薄弱。地方性知識缺失在最近十年來加快的結果，帶來了地區(qū)社會認同力下降的深層社會文化危機。應對這一危機的方略，到底哪些是有效的，現(xiàn)在還看不清楚。無論怎么說，今天作家以地方性知識的記錄與書寫，凸顯其“地方”價值，以之介入當下社會和文化危機中，較之學理研究，或許提供了更多的想象和可能性。如果情況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未來的“希望”仍然存在于“地方”（見羅志田《“地方”的希望》2011年月1月27日《南方周末》），那么應該說劉春龍的《鄉(xiāng)村捕釣散記》，適逢其時也恰如其分地在此“希望”上添加了一道光色。

    14世紀的興化縣志說，這個區(qū)域“水勢環(huán)繞，風氣之秀，發(fā)為人文科目之盛”，似已發(fā)明“地方”功能意義，劉春龍要做的事，也許就是繼續(xù)通過自己的寫作發(fā)揚興化傳統(tǒng)。

                     （原載2011年2月23日《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