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域文化對文學創作、文學流派形成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梳理“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成因，從自然環境、人文風情、倫理變遷等審美視角，以知識考古與意味復活的方式考察揚州文化對“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影響，具體解讀“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抒寫揚州記憶和經驗的方法。“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創作多以挽歌的調子，回憶的視角，描寫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更多是以成長中的女性形象來呈現揚州文化的審美取向，力求為揚州多元文化作一恰如其分的說明。
關鍵詞： 揚州文化：“里下河文學流派”； 汪曾祺； 畢飛宇中圖分類號： I 206. 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 － 6536（ 2015） 02 － 0038 － 05法國19 世紀文學史家丹納曾在《藝術哲學》中明確把地理環境、種族、時代作為決定文學的三要素。［1］錢穆也說： “各地文化精神不同，究其根源，最先還是由于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2］那么，文學活動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地域環境的影響，而且“地域不僅影響了作家的性格氣質、審美情趣、藝術思維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內容、藝術風格、表現方法，而且還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學流派和作家群體。”［3］從文學層面上來說，獨特的地域所鑄就的地域文化孕育了特定的文學流派和作家群體，這些作家的生活內容、性格氣質、品味審美、思維方式、創作風格、價值取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地域文化的影響，作家也從中大量攫取他們的創作素材。
由此可見，地域文化對作家的文學創作、文學流派的形成影響是十分深刻的。本文在梳理“里下河文學流派”成因的基礎上，以知識考古與意味復活的方式來考察揚州文化對“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影響，具體解讀“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抒寫揚州記憶和經驗的方法，試圖為揚州多元文化作一恰如其分的說明。
一、“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成因上世紀80 年代初，江蘇高郵籍作家汪曾祺的名篇《受戒》在《北京文學》發表，作品以獨特的風格引起文壇矚目，這也是他復出文壇的一部代表作，接著《大淖記事》獲得1981 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殊榮。在隨后的三十多年中，以揚州為區域核心的寶應、高郵，鄰市泰州的興化、姜堰，鹽城的大豐、東臺、阜寧以及南通的海安等地，一大批生長、游學、工作于里下河地區的作家以汪老為核心并在汪老的影響下，相繼攜其“里下河式的書寫”登上文壇，他們風格相同、志趣相投，形成了“里下河”作家群。這個作家群由一批非常優秀的作家組成，他們作品豐碩并屢屢獲獎，在國內甚至國際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比如畢飛宇憑借作品《哺乳期的女人》、《玉米》獲兩屆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推拿》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吳義勤、王干分別榮獲第三屆、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這個具有鮮明文學地理特色的創作群體，被稱為“里下河文學流派”，已引起了文學界廣泛關注。
近兩年，泰州市先后舉辦了兩屆“里下河文學流派”研討會。
那么，孕育“里下河文學流派”的里下河是一個。38. DOI：10.15977/j.cnki.cn32-1555/g4.2015.02.010怎樣的區域？ 里下河并非一條河，而是江蘇蘇中地區里河與下河之間區域空間的簡稱，由四條水系構成。周衛彬認為“里下河”從區域界定上來說是一個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平原，地理范圍上西接里運河，東牽串場河，北靠蘇北灌概總渠，南達老通揚運河，雖屬平原，但在地貌上又是江蘇省長江與淮河之間最低洼的地區，四周高中間低，地形如鍋，是典型的洼地，境內河湖相連、水網密布、土地肥沃，是著名的魚米之鄉。［4］1 從行政區劃上來說，江蘇省里下河地區地跨揚州、泰州、南通、鹽城和淮安五市，以縱貫中部的通榆河為界，西部為腹部水網區，東部為沿海墾區。其中1990 年代以前的揚州地區是“里下河”的核心區域，主要包括揚州所轄的江都（ 今已劃為揚州市轄區） 、高郵、寶應以及泰州所轄的興化、姜堰（ 2013 年撤市建區） 、泰縣，南至通揚運河。自然，揚州文化也是這一區域的核心文化。
這塊寶地上孕育了大批的文人墨客，古往今來，也有太多的名家名作與揚州聯系在一起。費振鐘認為“里下河文學”有自己的歷史，是一種依托于地緣地理區域形成的文學群體的命名。［5］揚州地區的地理特點、獨特的水鄉特色鑄就了其不同于其他地區的自然風光、人文風情、倫理變遷，促成了“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形成，影響了“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的審美風格。比如汪曾祺、王干、畢飛宇、費振鐘、吳義勤、劉仁前、龐余亮、顧堅、魯敏、王大進、小海等，他們中有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詩人，這些作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揚州文化的影響，形成了自然、中和、智性、雅致、悠閑、細膩、懷舊的審美取向。
二、“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抒寫揚州記憶和經驗的方法汪曾祺在《〈大淖記事〉是怎樣寫出來的》中說：“我以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的抒情詩——寫一點風俗畫，對增加作品的生活氣息、鄉土氣息，是有幫助的”。［6］59 風俗一定是極具地域性的，無論是汪曾祺的“舊高郵”，畢飛宇的“平原”，還是劉仁前的“香河村”，亦或是龐余亮的“沙溝鎮”，都是里下河平原風光的縮影。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以揚州為輻射核心的里下河地區擁有特定的自然地理和人文風情，有的作家生于斯、長于斯，有的從外地而來久居于此，他們的生活方式都受到了揚州地域文化的影響，他們的作品從不同角度呈現著燦爛的揚州文化，形成了特有的精神共同體。正因為如此，這個文學流派才會煥發出別樣的個性魅力和生命力。
汪曾祺說： “人到晚年，思鄉之情變得強烈了。
這些年每逢工作之余，故鄉的風土人情，家鄉勞動人民勤勞樸實的感人形象，總是時時在我腦海中浮現，使我產生了寫作欲望。“［7］在《大淖記事》中，汪老展示了高郵水鄉大淖的地理條件和風光景致，狹長的沙洲上長滿茅草和蘆荻，一年四季色彩繽紛，春來堆積在沙洲上的殘雪還亮晶晶，還有大淖岸邊的木板房，綠柳叢中的炕房等。作品中人文風情也處處可見，人們各司其職、安貧樂道： 輪船公司西邊做小生意的人大多不是高郵人，有賣紫蘿卜、風菱、熟藕的，也有賣眼鏡、天竺筷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色鄉音、腔調，對人和氣，凡事忍讓； 興化幫的錫匠的手藝不費事，人講義氣，互通有無，耿直的老錫匠對其余錫匠管教很緊，對愛徒十一子時常告誡； 而輪船公司東頭草房里居住的是世代相傳的挑夫，靠肩膀吃飯，挑鮮貨的”女將“有著獨特發飾和服飾，他們生活簡單、對生活要求不高，淳樸、善良、勤勞。［8］顧堅的《元紅》則展現了里下河的鄉村美景。
“河面平靜得像一面鏡子，偶爾有條魚在菱葉間跳出，發出”撲通“一聲水響。田野肅穆而安寧。夕陽把濃濃的油彩潑染在兩個孩子身上，遠遠望去，如一幀美麗的剪影……”［9］89 這是作者描繪的興化鄉村，這是里下河地區特有的鄉村圖，它沒有沈從文筆下湘西小鎮的熱鬧非凡，也沒有魯迅筆下的紹興村莊的沉寂，它擁有獨屬于自己的寧靜與安詳。“一條浜，倆條浜，劃船劃到湖中央，采來蓮子綠滴滴的圓哎，送給我親親的阿哥嘗，阿哥說小妹我不要，前村的阿姐送我一籮筐，小妹說她是她唻我是我，新鮮的蓮子不阿宿，阿哥先揀嫩的嘗。”［9］196 一曲里下河地區所特有的民謠記載著里下河地區的鄉土文化，是對鄉土風情和自然景物的描繪，歌里所唱的就是里下河地區興化的顧莊、花垛、王家莊、東臺的刁家莊。
這首民歌將整個里下河地區人們的生活唱活起來，譜寫了里下河地區人們的生活狀態，將居住在這片水域的人們的生活場景匯成了一幅美輪美奐、清新脫俗的風俗畫。其實，“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里到處流淌著原生態民歌，一方面可能來自揚州文人的“擬歌”傳統——六朝文人、晚明文人及朱自清的遺緒； 另一方面這些民歌也恰到好處地展現了揚州人的生存方式、生命形態和生活姿態。
汪曾祺說： “我的家鄉是一個水鄉，我是在水邊長大的，耳目之所接，無非是水。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作品的風格。”［10］一位英國女作家曾說汪老筆下的人都是與水有關的，不管汪老的作品。39.中是否提到水，作品中的人都有水的質地和性靈。［4］3水環繞著揚州里下河地區，成為汪老探索和展示地域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他的作品中描寫水的文字隨處可見，很多以水為場景，比如《大淖記事》通篇都有水，“淖”為形聲字，從水，卓聲，__________本義指泥沼、深泥、爛泥［11］； 大淖即水邊的陸地。這篇文章主要講述了大淖岸邊人們生活的故事，各種職業的人們在大淖生生不息、吆喝勞作。汪曾祺在這篇小說里甚至不惜筆墨，細細考證了“淖”的讀音與來歷，由此可看出，他對故地訓詁大師王氏父子的致敬，以及受當地文化傳統影響之根深蒂固�！妒芙洹分行∮⒆拥募蚁褚粋�小島，三面環水，小明子乘船到荸薺庵當和尚，船槳撥水聲，搭船進城經過蘆花蕩子的一條水路以及明子和小英子在蘆花蕩子中的對話，都帶著水的氣息。劉仁前的《香河》以水為題，筆觸優美動人，對靈動里下河之水細致描述，水氣彌漫。里下河作家們的作品多反映小鎮、小村的水鄉生活，處處都有水鄉的“潮濕氣”，這是與在城里長大的作家不一樣的地方。
《元紅》里也有里下河的水文化的影子，小說的男主人公丁存扣說： “我是喝里下河水長大的孩子，里下河水不僅滋養著我的生命，其間流淌著不竭的故事和傳奇更是滋養著我的靈魂和才情。作為一個里下河之子，能夠把如此夢幻般美麗精彩的家鄉向外邊介紹出去，是件多么美好和有意義的事情，是值得我終身為之付出的事業。”［9］76 存扣這番抒發決心的文字背后，看到的是作家顧堅乃至所有生活在里下河地區的人們對家鄉的熱愛深情，這片水域滋養了一代又一代人。
“水”不僅構筑了作品中的場景，也鑄就了里下河人的文化品格。不管是汪老《我的家鄉》里的“船上人”，還是《大淖記事》里的淖西、淖東人，他們身上總是有水的清純。此外，“里下河”作家筆下還有很多如水一般的女子。水，是一種陰柔美的象征，比如《受戒》中的小英子，她不是豪門千金富家小姐，而是一位普通的鄰家少女，她淳樸爛漫、天真善良，具有水一般的靈氣、韻味，水一般的率真、可愛。小英子初見明子時主動問他是否要到荸薺庵當和尚，求愛時的大膽“我給你當老婆，你要不要”，小英子的自由自在、率性自然的性情像極了那水的靈性、純真，而小說結尾也正是兩人坐在船上，進行著流水般的對話。再如《大淖記事》中的巧云，她不為世俗思想所禁錮，勇敢面對現實，從一個小姑娘變成了能干的小媳婦。汪老十分喜愛這個人物，對巧云這個形象寄寓了深深的祝福。此外，“里下河”作家在小說中展現了許多水鄉元素，比如水鄉特色植物荸薺、蔞蒿、茨菇、風菱等，還有鮮活的水產魚蝦鴨鵝，臨水而建的瓦房、草屋等。“里下河”作家筆下的人物世代生活在水邊，做著水的買賣，擺渡打漁、養鴨趕鵝、挑籮把擔、打粽箬、翻菱等�？鬃釉�“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們愛水，愛水的灑脫淡然，愛水的隨遇而安，這些自然促成了“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品具有水的韻致與和諧。汪老曾說：“我的作品不是悲劇。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壯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6］51揚州除了擁有著讓作家眷戀的自然環境、人文風情，還由此衍生出特有的原生態民間文化形態。
畢飛宇在小說《平原》中細致介紹了王家莊農民的作息，在那里農民春播秋收，經過夏忙和秋忙，農忙中兩個時段的間歇形成了獨特的民俗： “天一黑，青蛙就鼓噪起來。然而，青蛙實在太多了，比天上的星星還要多……三伏天的夏夜正是這樣，天下的星星在熱鬧，地上的青蛙也在熱鬧，而村子里反倒安靜了。”［12］不僅僅這些，里下河水鄉的人們還有它獨特的鄉土文化。如在澡堂門口掛紅燈籠，女孩留著“慣寶寶”的發式，春節時男伢子們放炮、打槍、玩雪、看新娘船，清明節門前插柳，端午節劃龍船、門上懸艾草及菖蒲等。
特有的民間文化形態一定與原生態生活息息相關，里下河作家通過鄉村獨特的飲食文化傳達出揚州人的生活情趣和韌性的人生姿態。“今天月紅姐姐來時給他帶來了倆個麻團，才在街上買的。輕輕的咬開一個小洞，里面熱氣就冒出來了，粘粘糊糊的白糖汁兒直往外流。存扣吃的心滿意足，吃完了，還把手指吮吮，有甜味呢。手上有油，可不能浪費，再往頭上抹抹，這是存扣的習慣動作，吃油條也這樣。”［9］1麻團、油條最早起源于里下河地區，在《元紅》中多次提到，小說男主人公喜歡吃麻團，源于里下河地區人們以麻團為早點的飲食習慣。麻團不僅是一種早餐，更深層次上它體現了一個地方的飲食文化。在這片水域生活的人們簡單而不失情趣，從存扣吃麻團吃完還吮吸手指的動作描寫中可以看出里下河的人們并不崇尚饕餮大餐，小小麻團就讓他們的生活自得其樂�！对t》中寫到秀平媽接待存扣時端的一碗糖水荷包蛋以及為存扣熬的醬瓜子漬水黃豆，還有對吳窯鎮美食的描寫，“存扣喜歡吃吳窯的魚湯面，那面比捻出來的棉線還細，湯比奶還白，鮮得你直咂嘴……存扣頂喜歡吃的還數吳窯的。40.蝦籽混沌，要一兩糧票帶一角四分錢才能吃到一碗呢，滿滿一大碗，有二十五只呢。”［9］28 醬瓜子漬水黃豆、糖水荷包蛋都是特有的維揚小吃，還有《大淖記事》中的餃面，都源于揚州的飲食文化： 菜肴制作精細，口味清鮮平和。維揚菜是兼顧貴族型和平民性的，檔次可高可低。
當然，小說中也有野蠻的陋俗、愚昧的鄉規等消極的民間文化形態存在。劉仁前《香河》中的結婚風俗的描寫、“捺性子”等揭露了里下河人的蒙昧思想，“二十年媳婦熬成婆，做了婆婆壓媳婦”。［13］此外，重男輕女的封建意識仍然存在： 新媳婦婚后必須生育男孩才在婆家有地位，否則沒人看得起。畢飛宇《玉米》中的施桂芳一連生了七個丫頭，生了男孩小八子后架勢大變，從整日對他人客客氣氣、謹小慎微到連嗑瓜子都嗑得目中無人，這種素來的母憑子貴封建意識處處可見。小說也寫到長輩們對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愛情這種新型婚戀觀的扼殺，比如《平原》中的端方和三丫相戀，三丫的母親孔素貞甚至搬出了佛像，精神上壓制，肉體上扼殺，對人是如此，對物亦是如此。
“寫風俗，不能離開人——寫風俗不能流連忘返，收不到人物身上。”［14］汪曾祺曾強調寫風俗的目的是寫人，他與眾多“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一樣，筆下的都是普通小人物，生活簡單、平凡淳樸，他們安貧樂道、自得其所，有如陶淵明筆下田園牧歌式的情懷，縷縷炊煙，漫漫稻田，叢叢蘆葦，群群白鴨，潺潺河水。比如《雞鴨名家》里的炕房師傅余老五和放鴨高手陸長庚，《故里雜記》中的侉奶奶，《受戒》8 蓒里的小和尚明海，《故里三陳》中的陳小手、陳四和陳泥鰍等。他們都是普通人，沒有豐功偉績，沒有英雄般的傳奇經歷，甚至是生活中被人忽視的一類角色，但都在生活中承受著重壓，為生計奔波勞作，都具有一個共性——個性淳樸、熱情好客、心地善良、為人正直。汪老在《＜ 大淖記事＞ 是怎樣寫出來的》一文中說到，巧云后來做挑夫的原形是有的，那是一個姓戴轎夫的女人，因為丈夫得了血絲蟲病，無法再做轎夫的工作，所以才當挑夫的。［15］余華曾說：“一個人的記憶決定了他的寫作方向。”根據汪老的敘述，他在寫《大淖記事》時參照的許多材料都來自他兒時的記憶，《受戒》篇末直接標明是“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16］ 在汪曾祺看來，小說就是“回憶”。“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許多都有童年情結，更多在作品里展現童年故鄉，因而這些作品無不籠罩著感傷的色彩。
畢飛宇則通過更為細致獨到的考察，表現了過去歲月中人們的奮斗與掙扎，表達了對人的深切關懷與悲憫。以《平原》來說，作者以從容的敘事話語，將故事追憶到蘇北平原一個不起眼的村莊——王家莊，帶著那個時代特有的氣質向讀者呈現里下河特有的風光。名叫端方的年輕男子，在他的全部生活中，與各種各樣的“力”毫不停歇地奮斗與反抗，可最終仍舊拜倒在權力之下。三丫深愛著他，雖然是地主出身，卻敢于主動追求自己的愛情，甘愿獻出自己的身體，卻逃不了死亡的威脅； 吳蔓玲是知青出身的大隊女支書，象征了高度政治化的權力，她沒有健全的個人意識，在遇到端方后她的強勢消解了，想做一個簡單的女人，卻遭到一心想當兵的混世魔王強暴，在各種打擊后成為了瘋子。這些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人們，在歷史與現實面前，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傷痛，他們所追求的自由、愛情和人生理想，都以傷感荒誕的悲劇告終。同時，作品中三丫和吳蔓玲的性格悲劇也表現了作者對女性命運的關注。
“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作品中的人們都是平凡的，是身處邊緣的小人物，卻擁有著淳樸的人性和健美的人情，他們的感情多是小兒女情長，但他們愛得大膽，有的甚至寧愿犧牲自己也要保全心愛之人的美好。如秀平、三丫、玉米、玉秀、小英子、巧云等，這些美麗多情、自然率性的女子，都是成長中的少女，他們代表著“里下河”女子身上的一種自我犧牲和對愛情的勇敢與執著。這些質樸大膽的女子，既是里下河作家心靈幻境中的永恒期待與理想化身，也是對故鄉先賢秦觀《鵲橋仙》里“佳期如夢”情感意蘊的一種繼承。這種審美表達偏向對女性世界的描述，一方面流露了揚州文人的審美心態； 另一方面說明了這一區域作家自身的生活情致、文化心理、藝術趣味，他們從“載道”、“明經”格局中走出來，獨辟蹊徑地表達自身對人生和生命的感受。
三、結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獨特的揚州文化滋潤了“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他們固守“里下河”這一片區域，執著表現這里風景的秀美、百姓的喜怒哀樂、“小傳統”的無處不在，多用挽歌的調子，以留戀的眼光及鄉土視角，抒情詩般地表現童年故鄉的民風民俗，呈現這里的人情美、人性美，揭示出人在歷史進程與現實境遇中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姿態，復蘇了一個時代的記憶，激活了關于揚州的文化想像，為后來者提供了人類學意義上的一個“標本”。同時，“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們又以。41.當代視點，用自己的豐富創作，提升了揚州文化，讓揚州文化呈現出多元的現代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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