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向陽的電話說不通就不通了，不在意朋友的感情倒也罷了，仍下他的事業不管多少就有些可惜了。向陽的消失令我非常的沮喪。他還說他是個詩人。無論你信還是不信，在他的辦公室我還真的看到了碼得好高的一摞稿紙，密密麻麻的鋼筆字，有豎行的，也有橫行的。向陽問我他的那些詩如何，我壓根就不懂詩。咂摸歸咂摸，圖的是個樣子。我說這詩是有些嚼頭。向陽說他聽不懂我說的什么。我說這詩蠻有意境。向陽點頭。大概是肯定了我的贊許。其實，我知道我說的是屁話，什么有意境，這是以前中學老師教我們鑒賞詩歌應付考試的套話。現在，我才隱約知道現代詩與那些淺顯的理論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向陽并不知道我只是個讀了一年的職高生。我唯一的愛好就是學寫些豆腐塊，內容大都也就是發生在村里的奇聞怪事。再則幫村里那些找不到老婆的光棍漢免費寫些征婚廣告，他們真的征來了媳婦，辦喜事的時候一定會請我去喝他們的喜酒。

    向陽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我正在一戶人家喝喜酒。向陽說他是京城一家叫《四方》雜志的編輯，有什么文章可以給他，他能幫我發。村里現在什么都有了，以前要接生婆，現在都去醫院，在家里生的不算；以前要跑很遠到大隊部去看露天電影，現在窩在被窩里摟著女人看電視。甚至出門都不需要自行車了，天還沒完全亮，進城的中巴車就開始“哆哆”的叫個不寧。可這些能說明什么？無非能證明現在比以前富了，問題是你富人家早富了，而且人家有的地方已經富得流油。終究攔不住年輕貌美的姑娘的腿，她們依舊往外跑。大齡青年的婚姻仍然是個問題，征婚作為一種文明的方式，多少還體現出一點民主與尊重，在很多地方依然被看作是一種先進的舉措。村里缺會寫的。人品怎樣，家庭背景如何都是其次，你給人家的第一印象很重要，而所謂的印象最直接的就來自征婚的廣告詞。我的工夫就在這些廣告詞上，村里幾個光棍從云南﹑貴州﹑四川和甘肅相繼征來了一批姑娘，我在村里也有了些名氣。鎮上搞婚介的張五剛專門到我家找我，答應開我五百元一個月，專門為他寫征婚廣告，平時還有機會和他一起出差，享受免費旅游，所謂的旅游也就是帶男方到女方家走訪，管吃管住，還能看到風景。

    爹和娘喜得合不攏嘴，我爽快地答應了張五剛。

    我曾莫名其妙的收到過錄取通知書，也收到過評獎通知，或是被什么名人大全收錄了。開始的時候還真激動過一陣子，后來發現不是那么回事，往往都有附加條件的，不是交錢就是買書。不過像向陽這樣直接打電話給我的還真是第一次。

    向陽告訴我說除了在《四方》雜志社任職，同時他還在另一家中央級新聞單位兼職。我當然羨慕向陽這樣的能人，更愿意能結識這樣的能人。他還說有許多項目可供合作，能為我提供發展的平臺。我想去北京。張五剛對我的北京之行很支持，不僅給我買了去北京的車票，還準備了礦泉水和大碗方便面。上車前他抱了一沓征婚廣告，讓我在北京熟悉的雜志上發，征一個女的來給我一百元的回扣，我答應了。

    我是下午兩點的車票，徐州東站下了一場瓢潑大雨，害怕誤點，我在雨中狂跑，到火車站的時候，我渾身都濕了。好在是夏天，到晚上九點的時候衣服差不多也就焐干了。臨上車前我用公共電話再次和向陽通了電話。

    他說他在北京站接我，

    火車在黑夜里穿行，我睡不著，就朝一個個女人看，看她們的困像和睡像。我終于發現坐我對面的姑娘很是秀氣，兩只辮子側耳掛在胸前，眼睛似乎瞇著，迎面而來的列車呼嘯聲驚醒了她，一會兒工夫又耷拉起頭。我坐的這趟車是福州開北京的，車上有幾個人護著盛有鮮桂圓的竹筐，竹筐做工精致，蔑細而透明。姑娘醒得很快，跑到車廂的另一頭洗了把臉。我傻傻地看她，她“撲哧”笑出了聲。我說你笑什么？她問我看什么看。她告訴我她的家鄉在江西，她在石獅服裝城打工，男朋友在北京郊區當兵，想他了就去看了。說得很輕松，我們一路說到北京，我答應她到北京站送她到去郊區的車站。

    我不知為什么我偏要在一個陌生的女孩面前表現出自己哪怕是捏造出的優越來，比如有人會在北京站接我，再比如我比你更熟悉北京等等。姑娘問接我的是什么人，我說是一家雜志的編輯，是個作家。姑娘顯得很羨慕。說話的語氣更加柔和，我喜歡這樣的感覺。車到北京準確時間應該是夜里23點，到京郊駐地的路她根本不熟悉，她只知道他在某個街道某條巷子，純粹是個空概念。我想向陽一定熟悉北京，一定能理解我的自作多情，一道把姑娘送到她男友的身邊。

    向陽是什么模樣呢？他說他會站在北京站出口處右側，手里拿著報紙，算是暗號。

    車過滄州，一會就到了天津西。這是我第一次坐火車，第一次去北京，要不是向陽在北京，我可能永遠沒機會去北京。張五剛去的都是云﹑貴﹑川和陜﹑甘和東北幾個省。連張五剛自己都沒有去過北京。在他面前我總算有了一點牛皮哄哄的資本了，省得他常罵我沒見過大世面。我打算回去讓他漲工資，不然我就不干。

    車到北京站，地下通道里人山人海，我和姑娘一起出站口。在地面入口處，我看見一個卷發的中年人手里拿著報紙東張西望，我遲疑了一下快步跑上前去。請問你是向陽嗎？我是，你是劉迅東，我說我是。我本能的將手伸向了向陽，向陽一把握住我的手。注意到我身旁的姑娘，我說她和我同路，從福建來到京郊找她男朋友。沒等我說話，向陽看了一下手機說，西直門公共汽車站有直通的車，趕快趕最后一班地鐵到西直門，說著手一指，對面就是地鐵站。姑娘看了我一眼，我說我們送你去，姑娘說不用了。說著朝地鐵方向跑去，一會兒消失在人群里。

    北京站廣場好大啊！燈紅通明，23點了人群還是熙熙攘攘。我多想看看北京的夜色。向陽打斷我說，走！喝酒去。

    向陽叫了一輛出租車，我不知西東地在北京的大地上飄蕩起來。“天安門！”我興奮地叫起來，一閃工夫，天安門就在身后了。我一陣落寞，當我再抬頭時“京通高速入口”四個藍底白字又在我眼前一閃而過。向陽沒有告訴我到哪里。憑直覺北京城已在我的身后了。

    向陽一句話不說，我也一路無話，短暫的沉默讓我惦記起那個同路的姑娘，她能不能安全到達駐地？那個小伙子會來接她嗎？我頭腦里亂七八遭。我沒接向陽遞來的煙，他獨自抽了起來，大概是晚上，況且車窗都開著，的哥也沒有計較。向陽的煙抽得很憂郁，我不知道他在思考什么。過了二十多分鐘，車在一個小區門前停了下來，我不知道眼前這個地方屬那里管轄，跟北京有沒有關系。向陽領我去找賓館，一連找了兩家，都不滿意。第三家是部隊干休所辦的招待所，登記的是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房間不大，兩張床和一張桌，還有一臺21寸的“康佳”彩電，頭頂上電風扇轉速和理論上的相差很大，只聽見響不見風，幾乎是個擺設。也許設施與房價不符，向陽慪氣，憤然退房走人，我一聲不吭跟在他后面。

    我跟張五剛去過淮北，那些地方的人性格急躁，一發毛就能動起手來。張五剛離家之前都要叮囑我，到那地方只管看不許多說話，另外兩人不能分開，有事也好有個商議，我領會他的意思。帶去的光棍漢多少都有些缺陷，作為征婚的我們只能說些中性的話，這樣有個退步的空間。姑娘家萬一要定金什么的，無論如何也不能松口答應。除非姑娘本人立即跟我們走。人家招待盡量不喝酒，萬不得已，量上一定有所控制，而且只能由一個人喝，防止醉酒被對方蒙。喝酒的往往是我，張五剛掌握著大局。令我驚訝的是，向陽的舉動怎么和張五剛的套路竟會如出一轍。

    出了招待所的大門，向陽和我走了一段路，隨后我們在一家夜市排擋要了兩樣素菜和一盤京醬肉絲，一盤宮爆雞丁，四瓶燕京啤酒，啤酒挺便宜，才一快五一瓶。兩瓶啤酒下肚，我走路感到吃力，肚皮撐得很高。向陽打手機，一個李姓朋友穿著沙灘褲頭不知從什么地方冒了出來，姓李的又叫醒了附近一個中年人，頭微禿，被又些駝。這家伙有一輛面包車。向陽一躍上了面包車，我拉不開車門，謝頂的師傅下車拉門，弄出了很大的聲音。下車的地方有很多車，霓虹燈閃爍，照亮了附近的夜空，我以為又到了天安門。原來是個大賓館。我進去才知道這是通州區政府招待所。

    大概是凌晨了，向陽和我談寫作，談詩歌，還談他的過去，乃至他的為人。有很多東西我聽不懂，便隨便附和，倒也沒見他在意，我心理上隨之也就塌實多了。我對剛剛過去的一切仍保持著沉默，我沒有理由去評判。我看到的，聽到的仿佛都是在夢里。過去的一切是那樣的虛幻。我是一個生活在鄉村的農民，怎么躺到了通州區政府招待所的床上了呢？這倒有點令我疑惑不解。

    生活真的有這么簡單嗎？

    《四方》雜志社在朝陽區一個叫紅廟的地方，我們從通州坐公交進城，一個環線接一個環線，從四惠到東直門，然后又倒了一班車，路上花了足有一個多小時。到雜志社的時候，太陽已經好高了。

    雜志社辦公室主任姓王，向陽讓我叫他王主任。辦公室不大，王主任滿臉堆笑，一邊忙著接傳真，一邊示意我坐下。空調效果不是太好，主任的白汗衫都有些濕了，汗衫貼在肥肉上，像是榨豆腐干滲著漿水的沙布包。

    《四方》是一本面向少年的純文學雜志，封面上的動漫做得很時尚，那些少男少女都被夸張了，像金庸小說中的俠客。王主任自豪地告訴我，《四方》雜志在全國的市場很大，已經發行了三十萬份。我想起了張五剛在我臨行前的囑托，我從包里拉出一疊“征婚”廣告。他問這個干什么用？我說，這東西你們雜志刊登嗎？主任說，廣告當然登羅，他把眼鏡往額頭上迅速一推，湊近一看呵呵地笑，他這一笑，笑得我頭皮發麻。我這是純文學雜志怎能登這個！向陽說，沒事。有錢到哪都能登到，上央視都行。王主任見我悶聲不氣地將征婚廣告又往包里塞。“嗨”地一聲！那東西還塞進去干嗎？扔了算了。現在都是電腦排版，留一張底稿就夠了。我不再理睬他，我要帶回去一張不少的交給張五剛。一疊廣告，弄得我尷尬死了，一腦門的汗。向陽說，先放我辦公室，我找機會給你處理。不管處理不處理，感謝向陽給了我一把下臺的梯子。他捧出好幾本由他參與編輯的書，基本上都是學校的專集，出版社五花八門。浙江的學校比較多，其次也有河南的。向陽說只要學校一把手校長同意做，不要他出錢，只要他買三千本書就可以了，操作性很強。說著從抽屜里拿出一份最近的合同，是湖南一家學校與《四方》雜志社合作的出版合同。我湊近看，嗅到他身上淡淡的煙味，看清了與耳端平齊有些微卷的長發，也許是營養的原因，竟然有些枯澀，但很精神。

    我問向陽紅廟這地方怎么會有這么多人大白天在大馬路邊的樹蔭下打牌，會影響首都形象的。向陽說，三環外的浴城哪家沒有小姐，這總比那強多了，何況這里快到四環了，我說照你這么說到十環就可以放火殺人了，向陽說我扯蛋。向陽的詩我真的看不懂，書法倒是不錯。我說這些詩為什么不出版，向陽說等整理好了再說。我說你再忙，也不能把自己的東西丟掉。算是我對他的關切。

    剛剛出版的一期《四方》雜志堆在后門邊的一個房間里，一個女的正指揮兩個穿著搬家公司制服的工人把一捆捆雜志往一輛面包車上裝。兩個工人揮汗如雨，不時用手背擦汗。我傻相地看，向陽拽了我的衣角，我又跟他后面走。他拿出用電腦做出來的另一家雜志的封面給我看，還用手摩挲著，動作很細。我眼睛一亮。

    吃飯的時候，王主任叫上向陽和我，還帶了一個編輯，就在雜志社附近一家小飯館，一人點了一道菜，店主人很客氣，他認識王主任。點頭哈腰，又是泡水，又是打毛巾。我想喝酒，可他們沒有一個人提喝酒，我望了一眼櫥窗里擺著各種造型的酒盒，偷偷咽了一口吐沫。喝酒在我生活的蘇北早成了習慣。有人一天三頓，少則一天一頓，到客沒酒等于沒請。我到北京來還沒有像樣的喝過一頓酒。我甚至懷疑起北京是不是在北方，都說北方人好酒，怎么我一踏上這塊地就沒酒了呢？后來我才知道，王主任有糖尿病不能喝，編輯小劉來自四川山區不喝酒。原來向陽和我一樣，在看王主任的臉色，我在看他們三個人的臉色。

    向陽說他看不起北京人，我說你在北京為啥看不起北京人。他說北京人徒有耍闊的派頭，沒銀子！我說你知道南方的精明嗎？他說我做的都是南方人的生意。我說我既不是南方也不是北方，是東部的。我不會做生意。向陽笑起來，笑得和王主任一樣深刻，像刀一樣刮得我心疼。陽光下飄著幾粒頭皮屑，久久沒有落下。不知是我的還是他的。

    王主任問我有沒有想好用那種方式合作。他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發行，每本雜志可以給我七折，其中的三個點給我。我事先沒有告訴張五剛我這次來北京的真正意圖，只是說看一個朋友。現在，結果基本明朗了，我完全能拋開張五剛，搞《四方》工作站了。

    向陽倒是沒提工作站的事，只說合作做書，還有他自己做的另一本關于青少年成長方面的雜志。他需要人手，更需要資金。問我愿不愿意來北京發展，或是入股。王主任偏說做《四方》發行挺賺的，廣東的一個發行站一年凈賺了七八萬。以我的判斷，他們兩人的話不是一路的。我的態度是不求證不討論。這套本領是在婚介所學來的，既要管住上線，也要牽住下線，這樣成功把握才能更大，要不然婚介服務從哪兒拿錢！向陽看王主任還在那滔滔不絕，忙說還有點事，就離開了雜志社。我到編輯部逛了一會，見過幾個編輯，寒暄了一氣才告別王主任。

    小旅社就在朝陽文化館對面，文化館前面的廣場很熱鬧，有流動書攤，盜版書很便宜，我買到了幾本簇新的帶回家看。

    旅社老板很客氣。介紹我到附近的小飯館吃飯，還免費提供熱水洗澡。原本去工地看看在北京打工的幾個老鄉的念頭也被這熱水沖得無影無蹤。在北京能洗個熱水澡值得我懷念一輩子。

    王主任第二天給我一包材料，有蓋了章的證明，還有雜志樣刊，我順拿了幾十只信封，十本信紙。這對我寫稿有用，也是我在張五剛面前排闊的資本，這些足以證明我還是有牛逼的。離開雜志社的時候，太陽依舊洇在霧蒙蒙的空中。

    王主任做事認真，非要送我走，我說我打車就是。他真的發動了雜志社里的一輛老式的“昌河”牌面包，我享受了一次專車的溫馨，雖說空氣燥得人難受，我還是打開車窗看了北京的市容。王主任一直把我送到朝陽門地鐵站口，他熱得汗流浹背，看著我吃力地背著兩包廢紙，傻傻地笑。我走了好遠，他還在后面揮手。我想要是被警察逮住就煩了。算了，走了就走了。我頭也沒回就鉆進了地下通道，買了一張去北京站的地鐵票。

    到徐州剛好是上午八點，張五剛老遠就迎上來了，他買了站臺票，沒人趕他，一幅老逼逼的樣子。

      張五剛急切地問我廣告有沒有著落，我說最近版面緊張，一有機會就上，張五剛對我的謊言顯然是相信的。我從包里掏出信封和信紙，還故意放兩本到木柜子里。張五剛說我不在家的幾天，上門登記的人絡繹不絕，說著拿出記錄本。果然不錯，有附近鄉鎮的，也有本鎮村民的。我將他們的情況分門別類，針對不同的人給他們組織好看的文字描述，然后集中發布。我們的征婚廣告以前大都發在婚姻家庭類的雜志上，現在看這些雜志的人越來越少，而看電視劇的人多。縣級電視臺的游動字幕成為我們的首選，張五剛除了接待大齡青年，還要不斷和電視臺廣告部簽合同。現在的電視臺離開了醫藥廣告和我們這些廣告它混個吊，張五剛一到電視臺，人家把他當香牛捧，難怪鎮上的許麻子咒罵他大專畢業的兒子沒出息。不識幾個大字，拖眼淚滴鼻涕的張五剛都成了大好佬，那么多人巴結他，據說還搞了不少女人，這是什么世道！許麻子手里的麻將動不動把桌子敲得丁丁冬冬地響，直到激起了麻友的反感，他才停止牢騷。

    我要張五剛買電腦，人家外面全用電腦打印了，什么年代了，我們還在用原始的鐵筆刻鋼板。張五剛對我的建議很重視，馬上答應我去買。這樣，我就有借口溜到對面的“小紅打印社”學打字，店老板叫徐應紅，鎮中畢業的，比我大三歲。鎮上幾家打印店就算徐應紅的生意最好，幾家搞沙石鋼材批發的，廣告一年貼到頭。

    聽說你去北京了，帶了幾個姑娘回來？我說人家北京姑娘那個愿意到我們這個鬼地方來。那你去干什么？徐應紅問得很認真，我說看一個北京的朋友。乖乖，你還有朋友在北京。我說到北京打工的可多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徐應紅特意為我搬來了一臺老式的電腦，插上電源，噪音特別大。我說你有沒有比這更好一點的。她抿嘴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說練習要多好的干嗎？這女人一點不像以前了。

    徐應紅曾被我堂哥追過一陣子，后來不知怎么放棄了。我曾給他們帶過情書，偷偷地拆過他們的信，那話說的，看得我臉都紅。后來徐應紅走進了我的夢里。那時徐應紅看到我不敢抬頭，我看見她頭更不敢抬。我們每個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

    徐應紅非要我說出向陽是男是女，我說是男的，她不相信。她說你們這些征婚專家都是情場高手，怎么可能做沒有經濟效益的事。我練了一個小時，也沒摸出五筆字型到底有什么規律。徐應紅眼睛一瞄，雙手噼劈啪啪地敲擊鍵盤。幾個指頭不停地變化著，若即若離，瞬間形成的美麗弧線像是幻化中的仙鏡，那動作讓我久久回味。我想如果那個女人在男人的身邊以這樣的方式出現，那是最美妙不過的。

    張五剛大開嗓門喊我接電話，我正和徐應紅開玩笑。剛生了孩子的婦女，身上還散發著奶香，胸口鼓脹著，一碰還濕濕的。以前，小鎮上的婦女不戴胸罩，奶水常常影透了襯衫。現在時興穿胸罩，也就避免了這樣的尷尬。任你怎么抓她兩個碩大的乳房，也不會濕了她的門面，只是瘋了一樣的狂笑。

    “北京來的，快些！”張五剛一邊用弊腳的普通話穩住對方，一面聲嘶力竭地喊我。我抓過電話直接問向陽，那份新上的雜志有沒有出來，向陽說快了，合同簽了，交了三萬押金，辦公地在海淀區的廠洼。我問雜志怎么定位的，他說是青少年情感類的，絕對好看，有個姓肖的名流任主筆。我故意大聲說，我那廣告全拜托你了。向陽說你再等等吧！我明白他說的意思。我們的談話，張五剛全聽到了。聽到就聽到，我說這么大的聲就是讓他聽到的。也許聲音真的太大了，徐應紅隔著一條街看我接電話，頭都伸出了門。

    向陽不斷給我寄材料，都是出版信息之類的東西。我也只是看一下而已，統統塞進了抽屜。這些對于張五剛都是秘密。時間長了，我感到實在有些對不起向陽，光打雷不下雨，誰有這個耐心。向陽肯定相信我有能力拉上幾個校長到《四方》上去登廣告，或是做學校專刊。我是給鎮中寫過不少宣傳材料，校長是我表哥。我希望表哥盡快升，升到局長才好。我跟向陽也吹過這層關系。

    表哥對學校辦公室主任寫的東西不滿意。我曾替兩家個體老板寫過材料。鎮上的人都以為我是寫公文的好手，有些村民要上訪，連夜請我寫材料，為此我還得罪了干部。趙主任過年過節給我捎上兩條煙什么的，我那好意思要，他硬塞給我。“你就收下，忙起來的話，我們還請你寫材料。”趙主任這樣說。年底總結他一般都讓我寫。表哥怎么知道他在大會上讀的那些的東西是我寫的呢？我不能把實情告訴他，老趙是我初中三年的語文老師，用他的話說，我是他培養出來的唯一寫手。何況他的妹夫還是鎮里的人大副主席，再無知，我也不能不顧這層關系。

    我怎么能跟趙主任說宣傳這事，根本就開不了口，花公家錢給自己親戚貼金，這是明的授人以柄。即使繞過趙主任，宣傳費發票還得從趙主任的手里走，財務就這么硬性規定的。

    向陽說，跑成一個合作單位可以給我三分之一的提成。發行太麻煩，線長，帳難要。我說這還不是關鍵，現在老百姓對學校的意見很大，尤其是亂收費。校長情愿請你吃吃喝喝，誰也不會傻到愿意為些小利去冒政治風險。

    聽說建工作站需要報批，我悄悄電話咨詢了市新聞出版局，接電話的那個人明確告訴我，成立發行工作站必須要審批，否則就是非法，一套流程說了半天，他前說我后忘，大概除了進行行政審批還要到省里備案。這比婚介手續復雜多了。向陽三天兩頭給我電話，一打就是半小時。張五剛并不反感我們之間通電話，有時還插上兩句，諸如邀其到小鎮來玩之類的客套話。每次電話，向陽都要在我面前說王主任和他有多么的鐵，王對他有知遇之恩云云。

    我一直不能理解向陽為何與他父親關系處得那么僵。

    對于一個世代行醫的家庭來說，總希望培養出一個續任的人來秉承家風，向陽的父親因為中醫水平的高超頗受當地人的尊重，因此，他的觀念大概和這種傳統有關。向陽說他一點不喜歡這種傳統，他喜歡出遠門，喜歡冒險。傳統的父親自然不能容忍這一切，于是就吵，再到水火不相容，甚至發展到互不承認對方的存在的份上。向陽說他承包過農場，結果被和他合伙的連襟騙得一敗涂地，連滾帶跑逃出新疆。通州政府招待所的夜是不寐的夜。我一點也不懷疑他說的那些話，反而對他的經歷有了強烈的興趣。我以為他到北京似乎有了一層悲壯的傳奇意味。相比之下我的生活太簡單，簡單得乏味。向陽的背后似乎隱藏著一段難以言說的滄桑。

    我在去北京前從沒單獨出過遠門，在學校里膽子也小，那些年流行武俠和瓊瑤，老師說那些東西不是好東西，我規規矩矩地聽老師的話，從不碰這些東西。我就讀的職業高中在鄉下，大家嫌寂寞，偶爾趁夜黑，干些偷雞摸狗的勾當，比如梨園和瓜地，帶毛的黑狗肉，這些東西常常塞在床底的木箱內，分給我的也僅是我幫著打雜的一份，這也算是照顧的了。好在這些懦弱的東西沒有影響到我在張五剛心中的形象。向陽的出現正慢慢改變著我。

    以前張五剛對電話費非常敏感，每次從電信所繳費回來，都要嘀咕一陣當月的電話費高了，貴了。我不以為然，電話擱在他的桌上，我平時難得打電話。除了接《四方》雜志來的電話，我幾乎不碰他的電話。王主任給我打過兩次電話，問起工作站的事。我說手續很復雜，政府也不支持。王主任說，嗨，這要什么政府支持，自己悄悄做就是了，向陽剛來打工的時候，幾乎沒有人相信他，他現在通過自己的努力，今年雜志社給他發固定工資了，錢雖不多，但是穩定啊！王主任說得一唱三嘆！說得我心里暖暖的，除了他說的一口純正的北京話外，他還承諾給我的回扣還能再多些，每年給我們免費出版一些作品。面對如此豐厚的回報，我渾身來勁。

    我得和張五剛深談一次，力爭他的支持。我說北京有一個項目，我們可以借助這個項目，將目前的義務擴大。鉆在錢眼里的張五剛聽我這么一說，眼睛雪亮雪亮，有些迫不及待的樣子，“說，快說。”張五剛正愁自己的業務受到縣（市）一級的婚介機構的沖擊，尤其是掛在某些局名下的那些官辦性質的大碗，氣勢洶洶。加之一些沒有來由的黑中介的干擾，生意日薄西山。外來的和尚好念經，那些單位天天在電視上吹噓，鐘點工﹑婚介﹑家教﹑裝修﹑招工一條龍服務。相比之下，張五剛的婚介服務顯得單一，沒有一點競爭力，甚至帶有皮包的性質。婚介說是靠信譽，真正起效益的還是宣傳的拉動，無異于北京﹑上海那些民辦醫院，不惜花重金請一些影視明星天花亂墜地造勢。

    “搞工作站怎么樣？”我指著向陽寄來的那些材料。

    “什么工作站？”張五剛急切地問。

     “什么什么工作站。”我昂起頭，一臉牛氣。

    “雜志啊！”

    “那玩意，我是外行。”張五剛搖頭，說的聲音很底。

    “我來搞，你跟我打工。”我說。張五剛猶豫片刻說，“行，怎么合作？”你說。我說底薪加業績，外面通行的做法。張五剛哈哈一笑。你小子從那學來的一套，我早就知道你他媽的遲早要跳出來搞自己的。

    我向張五剛說了實話。《四方》雜志王主任的意見以及向陽現在的想法統統告訴了張五剛。我堅持和向陽進行合股經營，我們已經具備了基本條件。張五剛認真地聽我說話，眼睛瞪得像牛卵。他抱怨我說，你怎不早說，我說我早說頂個屁用。

    合作方案是件令人撓頭的事情，我拿不出一分錢來投股，何況我的父母一點也不懂這些方面的東西。他們那點積蓄給我結婚用的，打死他們也不會拿出來送給別人。拿不出資金什么都是空談。向陽在電話里一再說，關鍵是資金。向陽再三強調，現在什么都不缺，就缺資金。張五剛掏出一筆錢來就好了，我巴不得他現在就把錢匯給北京的向陽。

    一場秋雨將躁熱的天氣趕跑了，今年是我娘的整生日，鄉下男人做三十，不做四十；婦女通常做五十。年頭春節的時候，幾個舅娘就放風來，說要到我家吃我娘的壽面，順請吹鼓手來熱鬧一番，說我娘不容易，秭妹幾個就數我娘辛苦，我的那些表哥表妹的基本上都上過大學中專，做小干部的也有，當教師的，再不就是有頭有臉說話有人當話的小老板。沒有一個像我這樣的半吊子。

    我爹親自登門帶張五剛喝娘的壽酒，顯示了他們的誠意。張五剛出了兩百元禮金，我爹打架似的退了。我舅爹，我伯叔他們都來請張五剛喝酒，把張五剛尊重得當天王老子，純屬為了我。張五剛那禁得起這么多人的圍攻，爛醉如泥，稍稍休息一下，就嚷著要回家。我送他回家，爹囑托說千萬不能有一點閃失，他是你的老板啊！

    張五剛走起了四方步，一個趔趄來一個趔趄去，走一步退三步，逗得村民們大笑。張五剛偏說他沒醉，我說你醉了，醉得相當厲害。我沒醉，就是沒醉，醉了就找你小子算帳。你小子今天給我面子，門面以后交給你做好了，什么叫兄弟，這就是兄弟，你就是我的兄弟······我說還有大事等你做，大錢等你去賺，你不能醉。張五剛流著口水，一會指我，一會兒指他自己的臉，面部肌肉隆得好高。我說，哥，向陽讓你投資，你愿意嗎？向陽？向陽是誰？我說，北京的向陽啊！他搖頭，不知道。我說我是向陽，我想讓你出資。

    張五剛嗓子仿佛進了水，呼嚕呼嚕地響。不好，他要吐了。吐了好，吐了就清醒了。我說你蹲下，他不理我。咕嚕一響，咽了下去。我的乖乖，張五剛不虧是鐵打的。向陽，向陽個吊，那來的雜毛。我投資，我投資他媽媽身上。你知道我有幾個小的，張五剛吃腥我早有所聞，只是沒有親見，今天他自個擺起譜來了。我不理他，只見他手一伸。五個，我說。“呸！”五十，我說你真的醉了。不搞他五十個，我算什么婚姻所長。想當所長是吧，先把這個學會，張五剛的無名指圈成一個圈。我想，我才不做你這個所長呢。

    折騰了一個下午，我好不容易把張五剛死磨硬纏地拖回家，張五剛老婆一直抱怨，口氣難聽，我撤頭就回，婦女的餿話不能聽，聽得人窩火。

    這個星期日我休息，張五剛老婆一人值班。小鎮一早就喧鬧起來了，原來今天是逢集，三輪卡車都來湊熱鬧，特別是現在增加了苗豬交易，苗豬的喊叫特別尖，老遠就能聽到。我最害怕趕集，當初是嫌鬧，現在怕假貨蒙人。張五剛一個電話篤來了跑出租的還小群。還小群的“普桑2000”雖是2002年出廠的，能跑，油耗又不是太高，出去相親的時候或是去縣電視臺，張五剛樂意叫這輛車。用現在時髦的話說，和諧而且般配。張五剛講實事求。文化不多，但悟性很高。

    我們現在就去大潘中學談廣告。奇怪！我跟他說的時候，他醉得很厲害的。怎么我的話他都記下了，而且這么快就行動，天生的錢錐子。我帶上了向陽寄來的資料和王主任的介紹信上了路。還小群的車穩穩當當行駛在寬闊的蟒蛇河邊的大堤上，行道樹葉在風中沙沙作想，田野沉寂在綠色之中，享受著牧歌式的溫情。

    掩映在綠蔭叢中的大潘中學是一所老中學了，在鄉下有三十年歷史的學校并不是太多的。因為鎮上有一所縣直中學，初高中都有，大潘中學是鎮政府管的重點初中，連女教師走出來都比其他初中的標致些。現在大概都收為縣管了。

    接待我們的劉主任好象認識張五剛，他揶揄說在全縣上下都能聽到看到張老板的身影。怎么？現在把業務做到學校里來了。張五剛說給你介紹個二奶，我來看你合適不合適，劉主任這才停止貧嘴。我感到臉紅的是這個學校有教過我的老師，她是婚嫁過來的。聽了劉主任的介紹，與劉主任同一辦公室我的老師朝我笑笑，我也只好陪著干笑。笑過之后，她又去上她的課了。

    張五剛隆重介紹我，我掏出印有《四方》雜志社采編部編輯的名片，給辦公室里每個老師都發了一張。劉主任接過名片開始認真地看我，將我從頭到腳看了一遍。然后又看了看名片。恰巧我與他從鏡片上邊瞥來的目光撞上了，我硬著頭皮頂了他一把。劉主任說我們這類學校不做廣告，從來沒做過，我說我不搞廣告，是學校形象宣傳，在教改方面若有好的經驗或者探索，我們能負責向全國推廣。既豐富了教育資源，又為學校的發展拓展了外部空間。

    校長年紀不大，認識我做校長的表哥，遠扯近扯，凡能扯到關系的我都給套上了近乎，一番攻心，效果并不明顯。相反，校長向我們倒起了苦水，從防洪款說到危房改造，缺錢！

    回來的路上，我罵了大潘中學校長，張五剛微笑不語。張五剛到底是生意人，他總結了我與大潘中學校長的談話，認為語氣太軟，方法單一，讓他感興趣的地方不多。我把情況及時告訴了向陽，校長檔次太底。那個鳥主任更是無知等等。我有一肚子苦水沒地方吐。向陽嘆了一聲，也罵校長不是東西，然后一個勁地安慰我，他說吉林的某某在東北一所大學一連吃了五次閉門羹，第六次終于感動了校長，一筆簽了十五萬的廣告。向陽的普通話好聽，說得我熱血沸騰。

    張五剛超常的冷靜。他拍拍我的肩膀，笑呵呵地說，小兄弟，我帶一個婆娘回來可以掙到三百到五百，談廣告真不是我們的長項。

    顯然張五剛是現實的，誰愿意無私奉獻，再說了現在做什么都需要成本，折本的事沒人愿意做。向陽聽出了我的意思，他爽快地答應以稿費的方式作為我們的回扣。張五剛滿意地笑了，好長時間沒看到張五剛這么爽的笑了。婚介所的生意捉襟見肘，他笑不出來，房租一個勁地往上漲，電視臺廣告收費一分不讓。張五剛的誠意使我放棄了對他的所有戒心，他將原來休息的里間騰了出來，作為我們 “工作站”辦公室。新開了一部電話，買了一臺傻瓜相機，配備了鋁合金的文件柜，花了近兩千元。這些錢全是張五剛自己掏腰包墊上的，我許諾日后還他，一分不會少。   

    向陽不時來電話，問我們的業務有沒有新的進展。我一直就這么敷衍著，我問他承包的雜志做得怎樣了，他說正在策劃一個大型活動，正在與教育部﹑商務部下面的有關司談合作，力爭在十月份將“中國教育博覽會”上馬，參展單位可以通過各自攤位展示自己的形象，類似“廣交會”﹑“西交會”之類的商務活動。我想起來了，那本青少年雜志中有這方面的廣告。只不過聯系人像是用了筆名的，不是向陽本人。我說這個活動聽起來很大氣，現在搞什么都得講形象，哪怕是廁所，也馬虎不得。

    為了完成向陽交給我的任務，我和張五剛制定了周密的計劃，如果還像以前一樣守株待兔，八輩子也不會等到送上門來的兔子。我們發現市里出版的日報和晚報都開辟了“教育周刊”，在市供電公司謀職的文友告訴我，“教育周刊”一年需上繳80萬版面承包費給報社，承包版面的記者不僅發了財，身份也從普通記者提撥為部門主任了。張五剛腦子轉起來快，悄悄地搜集了“教育周刊”報道過的有關學校的先進事跡，然后對這些信息進行梳理。一個賈姓校長進入我們的視線，報紙上有登載了他的近照，這個賈校長像個村長，高個子，微胖。報道不像是專業記者寫的，大概是他們學校的某個老師代筆的，文章介紹了該校近年來在賈校長的領導下取得一系列的成績，市教育局領導曾到該校指導工作，并發文號召學習推廣該校的做法和經驗。這個學校位于南臺市的三倉鎮新沃村，張五剛曾到那個鎮組織人員征過婚，對新沃很是熟悉。

    張五剛到新沃中學的時候已是中午了，學校已經放學。學生都走光了，看門的也不在，校門大開四敞。倒是一個中年婦女，正在隔壁的小廚房里忙上忙下，鍋里炒著韭菜。她見到張五剛忙盛起韭菜。起身出門劈頭蓋臉就問，同志你找誰？張五剛沒吭聲，婦女又問了一遍。張五剛眼皮抬都沒抬。婦女回屋繼續燒火去了。

    村里不比小鎮，連個吃飯的地方都沒有，就像生活在農場的人，有錢也用不了，一定要到城里消費。張五剛在學校附近的小店里買了一包方便面和一袋糖精水，站在路邊把方便面硬是嚼了下去。

    十二點過了沒多久，就有零星的學生出現在學校門口的路上。張五剛掏出傻瓜相機，按了幾下，隨即聽見“啪啪”響了幾下。張五剛將鏡頭轉向迎面而來的兩個男生，他們見張五剛對著他倆拍照，這兩個男生好奇地聚攏過來。張五剛仍是不吭聲，舉起相機拍學校。一個男生好奇地問張五剛，叔叔你在干什么？張五剛一臉嚴肅，輕聲說，有人舉報你們學校有老師推銷試卷給學生。學生驚訝地問你是怎么知道的，張五剛仍是拍照，學生說你是不是來暴光的。這時，又聚攏幾個學生過來，張五剛問幾個學生是不是一個年級的。學生嘰嘰喳喳開了，我是初一的，他們兩個是初二的，你也是初一的。有記者到學校來暴光！有記者來暴光了。學生都看過《焦點訪談》﹑《大寫真》這樣的電視節目，他們最喜歡暴光片。連一個字都不識的老農民都知道電視臺會暴光，有什么不公的事，首先想到的就是電視臺的暴光。學生將這個消息傳開了，有一個年輕的老師大概是值班的，來得相對早些。聽到學生中間傳記者來學校暴光，覺得事態嚴重，立刻將情況向賈校長作了匯報。

     “有記者在學校與學生交談，內容不知道，只聽個別學生傳，說是來暴光的。”值班老師說得很細致。

    “你先將記者請到辦公室，我馬上就到！”賈校長說話雷厲風行。

    二十分鐘光景，一個大塊頭的黑臉男子騎著一輛老式的重慶“嘉陵”進了校園，張五剛一看這人就是“教育周刊”上刊登照片的校長，只是照片要比眼前的清秀得多。

    校長走進辦公室，立即把自己的一雙大手送到張五剛跟前，張五剛站起來慢騰騰地接住。校長從柜子里拿出兩包黃“南京”，扔一包給張五剛，又把另一包撕開拿出兩根來，一根遞給張五剛，自己嘴里銜一根。火苗躥得老高，差點燙了張五剛。校長急忙又把一次性打火機的氣閥調低。校長一臉含笑，問記者此行為何不提前通知一下也好做接待。張五剛聽出話中有話，只是耐著性子，什么也沒流露。先把包里的照相機掏出來放在桌上，然后從一個夾層里拿出一張“采訪證”遞給校長。校長端詳著“采訪證”，照片雖封著塑，仍很清晰，就是眼前這個人，其他事項都填滿了。工號“0103245”，單位：“《四方》雜志社”，地址：北京朝陽區惠新里23號。

    校長禮貌地將“采訪證”還給張五剛，張五剛又遞給校長一張A4紙打印的材料：“新沃中學對中央文件置若罔聞，推銷害苦學生”，一眼就能看出，這是一份群眾舉報材料。校長說他并不知道有這事，需要調查，愿意將調查結果通報給媒體。張五剛一楞，校長的外交能力是一流的，口才也是一流的，好象專門培訓過。張五剛堅持說自己正在調查，希望學校配合調查，記者只發調查手記，不做具體結論。顯然張五剛的回答壓倒了賈校長的外交辭令。你想想一個農民把暴光程序說得這么專業，可見這幾年的新聞類節目是收視率有多高，怪不得各個地方電視臺都喜歡上這樣的欄目，老百姓從中不僅學到了維權，無形中還學會了采訪。

    賈校長看張五剛一副不依不饒的樣子，口氣立即緩和。說這樣吧，天也不早了，調查反正有的是時間，我們先把酒搞起來，邊搞酒，邊調查。張五剛心中竊喜，今天有戲了。校長叫來辦公室主任立即安排摩托車，還交代了晚飯事宜，酒席安排在三倉鎮的“金豐酒家”。張五剛謙虛地說晚飯就不必了，時間很緊，明天還要發稿到北京，說得像個真的一樣。校長說走到天下飯還是要吃的，來，我們先斗盤“地主”，張無剛最喜歡撲克牌了，常常與小鎮上的鄰居玩個通宵。他再三提醒自己不能碰牌，因為情急之中稍不慎就會漏出狐貍尾巴，別弄得自己進得來，出不去，那麻煩就大了。禁不住校長的邀請，張五剛摸了幾牌，兩局不到的光景，就吃飯了。

    “金豐酒家”住落在三倉鎮文化站的樓下，原是文化站的活動中心，現在承包了。酒家很是氣派，裝修的式樣與縣里的差不多。張五剛常跑縣城，他不明白鄉鎮飯店何以搞得這么豪華，他更不明白一個千把人不到的初中，校長居然能到鎮上簽單。他有些忿忿不平，真記者們都干什么去了，這是多好的素材啊！他心想自己是真記者就好了。可他忘了，人家一個小小的初中還不是因為接待你這個北京來的記者，才到鎮上鋪張浪費的？小鎮要是沒有個像樣的酒店，必定還要到縣城去，大小是個禮氣。

    張五剛死抱住要發稿不能喝酒，他始終沒說發什么稿，是新沃中學的稿子還是其他稿子，校長讓酒家老板請來了文化站當家花旦來陪酒，說是北京來的名記，非得要花旦出場才和諧。三杯下肚，校長介紹新沃中學的實績，教改如何受到市縣教育局領導的高度肯定，又說中考考取重點中學的人數接近鎮中學等等，張五剛適時抓住機會，恭敬地站起來敬了賈校長一杯酒以示祝賀，校長高興起來了，開玩笑地說能否借貴雜志讓我們露露臉，張五剛說，好！又抿了一口酒，人家出三萬，新沃中學出一萬。交情加祝賀！實事做實。花旦毫不示弱，吃透了領導意圖，又追加了兩杯。做婚介服務的靠的就是一張嘴，多年練就嘴皮子派上了用場，張五剛現在說起慌來臉紅都不紅了。

    那晚一直鬧到深夜，好在張五剛能喝酒更能吹牛，要不然當晚能不能離開三倉鎮，真的很難說。

    張五剛跟我說起三倉之行一臉的興奮，就一次行動，他收了賈校長兩條“南京”香煙，還做了三千元廣告。張五剛給了我一條煙，我把它寄給了北京的向陽。

    向陽收到三千元后立即給我打來了電話，稿子不久就可以刊登，以開稿費的形式給我們回扣，一定要再接再厲，他說張五剛的謀略很好，要多動腦筋，多去溝通交流，“你不日他媽，他不喊你親老子。”向陽說得有些激動。我們通了幾十分鐘電話，我心疼他的電話費。

    說實話，我對張五剛此次超常規發揮并不以為然，至少我不贊成用這種小人的方式，也許這是張無剛搞了多年婚介摸索出來的經驗，很管用，問題是一般人做不出來。然而，我一想到大潘中學校長對我蔑視的一幕幕場景，恨不得將他往死地里睬。我想起了向陽的那句話，“你不日他媽，他不喊你親老子。”我要日他大潘中學校長的媽。

    新沃中學的宣傳稿子我用一晚上就搞定了，張五剛要了一份學校總結，我只是將內容按小標題重新組織一下。稿子統一交給徐應紅打印和發送，張五剛不會寫稿，每次正式采訪必定要有我出場，稿件署名很犯邪，我是作者，理應署我的名，即使帶張五剛的名字也只是第二作者。哪有采訪的記者署第二作者的，那些校長怎么看他，你沒看他在酒桌上跟人家吹的那個樣子，感覺上比中央電視臺還要中央電視臺。索性我連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都不出現，統一署出資學校辦公室主任的名字。張五剛不關心這些，他只在乎票子。什么狗屁文章，他從來不看，看那東西等于是浪費他寶貴的生命。

    徐應紅問我在工作站是什么角色，我說我是打工的。徐應紅說這是你的關系啊，你怎么拱手讓人呢？我說我們是合作關系，徐應紅說我不老實，肯定是老板，因為在這方面張五剛是外行，哪像婚姻介紹所，要不了多少文化，男女雙方最后成還是不成跟他屁關系，他只管數他自己應得的一份籌金。徐應紅一對哺乳的大奶顫顫微微，像是要墜落到地上，我仿佛觸到了果漿四濺的葡萄，黃黃的皮子裂得很不規則，紅紅的瓤，紅紅的汁液，紅得使人莫名的興奮。我問徐應紅對學校熟悉不熟悉，徐應紅一個勁搖頭，我又些失望，只是努力不讓她看出來。

    張五剛想起了我的表哥，我們鎮中的校長。我說我早想到他了，考慮到有些不妥也就放棄了。張五剛一只大手拍在了我的左肩膀上，“你呆啊，你不去做，以為就沒人去做，同樣有人做。給人家做不如給我們做，這有什么難為情的，爭取一下，說得斬釘截鐵。”

    分管教育的副鎮長柳銀全是鎮中的畢業生，他老婆江一梅和張五剛是小學同學。張五剛決定找江一梅，通過江一梅做校長工作。張五剛知道江一梅在自來水廠做會計，而且調任不久，原先是在絲織廠任工會主席，平時也不怎么上班，后來絲織廠改制了，改給了廠長。江一梅不愿替私人老板打工，終于想方設法進了鎮自來水廠。江一梅熟人比較多，閑來做“安利”。她的客戶比較多，好多女教師都買她的美容產品，她在鎮上有自己的講師，定期給用戶講美容知識與技巧，教室在鎮成人中心校唯一臨街的那個樓上。一﹑三﹑五晚上都有講座，新會員與老會員都會按時到這里聽課，今天的新會員到第二天就是老會員，龐大的數字鏈每天都在延伸著，這給小鎮上的人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談資。張五剛徑直跑去聽課的，一般聽課的人都由上線帶著的，算上線發展的會員。這一來，張無剛直接屬于江一梅的下線。江一梅的記性好，哪位是哪個人的下線了如指掌，只要見一次面就全部記住了，江一梅對誰都客氣，對會員提出的問題熱情回答。張五剛不聲不響地聽江一梅講，江一梅講了一陣，又換一位據說是中學高級教師的中年男子講，張五剛聽了一會，屁股有些坐不住，腦子里開起了小差，他在盤算著怎樣更得體地接觸江一梅。沒想到，江一梅先發現了他。只見江一梅悄悄挪到張五剛的身邊——

    張五剛咬咬牙一憋氣買了江一梅五百元的“安利”產品，他沒有買化妝品，盡管江一梅口若懸河不厭其煩地講它的功能，又是減肥，又是美容護膚，送老婆最好了。張五剛嫌貴，他買了洗滌用品和家庭日常用品。江一梅自始自終雖沒提兩人的同學關系，張五剛對她的“安利”事業的支持，讓她心懷感念是確信無疑的。她說你有什么困難可以找我，張五剛要的就是她這句話。

    鎮中算起來也有一千多號人，加上鎮中心小學足有三千多人，張五剛找對了路子。去鎮中的路上，張五剛和江一梅有說有笑，我根本插不上話。表哥看到鎮長夫人來了，連忙安排人泡茶，把我和張五剛晾在一邊，沒想到江一梅一把拉住張五剛笑瞇瞇地對表哥說，老張是我小學的同學，現在搞了個什么“記者站”，你這里每年不是要宣傳嗎？老劉說他能弄好，看他能弄出個什么樣子來，話又說回來這也不是哪個人的事，學校形象也是事關全鎮人民的大事。江一梅說得情真意切，含蓄委婉。表哥點頭稱是，禮貌地笑笑，只是笑得很勉強。江一梅的客氣與話中有話還是有一定殺傷力的，第二天，鎮中校長辦就來電話通知張五剛去一下，張五剛騎一輛摩托車帶著我風馳電掣一路呼嘯地沖進了鎮中大門。

    趙主任和我握了手，張五剛自己點上一支煙，獨自抽了起來。我向趙主任介紹張五剛，《四方》雜志社的張主任。趙主任笑了兩聲，認得，認得，鎮上誰不認識他這個婚介大師，怎么現在鳥槍換大炮了。這話似乎是開玩笑，分明又帶著諷刺。張五剛聽出了弦外之音，一躥跳了起來，我使了一個眼色，張五剛這才坐下。

    大概是表哥的意思，學校只能拿出三千元，再多真的沒有。趙主任一臉苦相，張五剛鐵著臉嚷開了，把你們校長找來，快把你們校長找來，我有話對他講的。趙主任說他出差了，走之前把這事交辦給我了。張五剛仍是罵罵咧咧，窩著一肚子火離開了鎮中。自那以后，張五剛在我面前再也沒有提過江一梅。

    向陽電話里說，三千塊錢登在國家級雜志連成本價都不夠，還談什么賺的了。按理你們要交抵押金的，現在我跟有關領導協商了，第一年暫不收你們的，作為支持你們開展工作。我說張主任最近熱情很高，一定要鼓勵鼓勵他。這次，向陽將“我們”和“你們”分得清清楚楚，我聽得也是清清楚楚。向陽暗示我把電話遞給張五剛。張五剛普通話一點都說不起來，結結巴巴，一個勁地，哎，哎。我問張五剛向陽說了什么。他說，很多，我記不住。這話等于沒說。向陽不久要到南京出差，有什么話我們當面說吧。

    十月的南京是一年中最美的季節，省城的大氣和繁華給我們這些長年生活在農村小鎮的人確實開了眼界，張五剛特意換了一身新衣，從里到外，黝黑的皮膚黑里透紅，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體很健康。他說我帶上小虎吧！算給他開開眼界。小虎是他讀小學四年級的兒子。

    享受“黃金周”長假的人們傾巢出動，偌大的城市人滿為患，到處是摩肩接踵的人。商家抓住了時機動用了全部的力量進行促銷，大銷價﹑虧本甩賣是再常見不過的字眼，幾乎沒有什么新意。商場門前的歌舞表演出奇的好，人頭攢動，只見看的不見買的。喇叭聲躍出了人流的嘈雜，繼而嘈雜聲又夾著汽車發動機的躁聲，城市像炒著蠶豆的熱鍋。

    我和張五剛父子同時被挾裹到街面慢慢向前涌動的人流里，在這樣的人流里，張五剛和我的身影顯得格外的清晰，仿佛是畫氈著兩個醒目的黑點，而他兒子則像一絲流蘇，飄來飄去，很鮮艷。當我們到達“大洋百貨”門前的時候已是下午兩三點光景。我遠遠地已經看見了日光中的向陽，頭發依然微卷，嘴里叼著煙，褲子顯得有些長，蓋住了鞋面。

    我說這就是北京的向陽，張五剛起初還沒反應過來，向陽已向張五剛伸出了手。向陽說咱們一起去見一位老師，南京海陵中學的語文老師。街上的人有增無減，小聲說話幾乎無法聽見，向陽在前面拼命往人群的縫隙里鉆，我們緊跟其后，像是穿梭在石間縫罅里的魚，撞上石頭也是正常的事，只是石頭無語，可碰了人就不是這樣簡單了，白眼相向，還可能落得一句“呆逼”的南京市罵。

    向陽滿滿一包雜志和策劃方案，這本叫《青少年》的雜志，大概就是向陽做的了。封面設計很是講究，色彩基本上也是以紅色為主，象征著熱烈和青春。張五剛翻雜志，我認真看坐在我對面海中的老師。茶社里的小姐很是熱情，客人雖多，服務質量倒是一點未減，沏茶的速度比較快，一下子我們就著熱茶就談開了。向陽向蘇姓老師介紹了自己最近的策劃方案，同時表示會拿出相當一部分來反饋給老師，作為辛苦費。哪知向陽還未說完，蘇姓老師就插上話來，意思是我們不搞商業化，許多出版社求他們發作品等等。說了一通之后，還介紹了海中悠久的歷史和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向陽的臉不太好看，獨自抽起了悶煙。

    向陽大概從交流中聽出嚴老師這里學問不大，也就不再努力，談話一度出現冷場，最后我們和蘇老師不歡而散。我也罵這個鳥老師擺什么譜，海中歷史再悠久，與你個人狗屎關系，你還不是一條狗。向陽說，自戀，不是自戀是什么，感覺好又什么用，我卵都不卵他。張五剛笑而不答，表現出難得一見的文雅。不知是沒聽懂，還是大智若愚，在積自己的口德。

    向陽的一個同學在南京做MBA培訓，積攢了不少錢，買了房還買上了車。小伙子非常熱情，請向陽吃飯，并邀請我們一起參加。向陽很有面子，我們借故推辭，向陽不高興。我們硬著頭皮和大家一起去了一個叫“向陽魚港”的酒樓，酒樓是浙江一位民營老板開的連鎖店。飯店很氣派，整個一幢樓流光溢彩。四面鑲窗，窗內包廂若隱若現，里面的人看得見外面，外面的人看得里面，整個是透明的，像個裸女。

    往飯桌上一坐，我才知道今天的飯局檔次之高，我們的參與與飯局的氣氛明顯不協調。向陽的同學請來了上海交大一位輔導政治的河南藉教授，省公安廳某一個處任職的副處長，還有一個是在南京市某區黨校任職的河南老鄉。主人的身價和對客人的尊重程度之高，使我們受寵若驚。

    話題之多是我未曾想象到的，政治教授談宏觀經濟，公安廳的談社會治安，黨校的談政治腐敗，大家的話題最后都說到了河南人，公安廳的就講了一個不知是故事還是真事，大意就是某人，河南人，過年回家，車到鄭州站，他下了車，突然一個婦女走上前來二話沒說拎包就走，這名男子直呼，姐呀！我自己拎包，不要你費心了······我就把它當故事吧，故事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是一個諷刺河南人的段子。張五剛一聽這個話題立忙接過去，他做婚介去過河南，他也口口聲聲附和說河南人騙子多，不假！桌底下，我偷偷揣了他一腳，桌上除了我和你父子之外都是河南人，人家談人家的，你摻和什么，你這一把火燒著了多少人。好在張五剛的兒子在，一出現尷尬話題就轉移到孩子身上，這樣一來大家將目光都投向了只顧燜頭吃菜的孩子，孩子抬起頭看大家，一看大家都在看他，臉頰泛紅，顯得有些不自然，蠕動著嘴停了下來，木然地看著四周。

    飯后，向陽禮貌地跟他的河南老鄉告辭。我們四人爬上一輛出租車，在燈火璀璨的南京城里開始了不尋常的旅行。

    我們鎮上的劉天寶在南京機械工程學院食堂打工，我曾聽他說過那里的招待所住宿比較便宜，今年春節，他還吹過牛，說要邀請我和幾個小時候一起長大的朋友到南京玩。張五剛對南京也幾乎一點不熟，傻傻地看著我。我讓的哥把我們送到機械工程學院招待所。我壓根不知道從“向陽漁港”到機械工程學院有多遠，我堅信大城市的出租車一定比我們那里的規矩，的哥說，機械學院在河西，有些偏僻的。約莫二十分鐘時間，車來到了機械工程學院招待所。招待所是一幢依著丘陵而筑的四層樓，大概地理位置的原因，人氣不是很好，我想這也好，一者房價適中，我帶的錢還夠住一宿，二來圖個安靜，跟那些復雜的城里人混在一起，我渾身不自在。

    登記的時候，我掏了身份證給總臺小姐，那知兩間房非得要兩張身份證，向陽掏出了工作證，印有《四方》雜志社的工作證。小姐不依，非要身份證。向陽嚷起來了，說你服務員什么意思，小姐說我們是按規定程序辦事。張五剛一看形勢不對，也吼了起來，徑直罵小姐：“你是什么東西，把你們經理找過來，有錢哪里住不到。”小姐一臉委屈，我說大家都不要吵了，有話好好說。我真的希望就在這里住下算了，跑到別的地方也許會更貴，可沒人替我著想。向陽仍舊嚷，張五剛打斷我的話，“你說什么，他們有什么了不起。”經理是個胖子，瞥了一眼工作證，不無鄙夷地說，“這玩意見多了，該解釋的都解釋過了，還有什么不清楚的。”向陽說，我不住，你能怎么著。

    我二話沒說攔了一輛出租車。到哪兒去呢？在陌生的南京城，我像只無頭的蒼蠅，到處亂飛起來。

    張五剛說，到南大招待所吧！不知道他怎么胡亂地說出個南大招待所，他說他就知道南京有個南京大學，這么小的學校有招待所，南京大學怎么可能沒有招待所呢？他的邏輯當然沒有錯。的哥說，這兒離河海大學近，不如先到哪兒看看。車到了一個叫河海會堂的門前停下了，我下車問值班的，得到的回答是，滿了。于是上車去南大招待所，仍舊是滿了。我的一個遠房親戚在東南大學上學，我說到東大招待所看看，司機帶著我們有來到了東大招待所，得到的回答依舊是，滿了。的哥不愿跑了，他趕我們下車。我看看向陽，他一句話也不說，張五剛也蔫了，他兒子睡著了，半躺在他懷里，他紅著眼看我，我心想你抬什么杠，在機械學院住下不就完事了。媽的，你懂個屁，我禁不住要罵他。

    下了車，我又攔了一輛出租車，的哥很客氣。我說去南航招待所。到了那里，也是滿了。外面已接近零點，交通廣播網里的音樂已經成了噪音，大街上的霓虹燈亮如白晝，行道樹披燈掛彩。我無力地張望沿街的賓館和旅社，管他多少錢吧，能住下就得了，我不再考慮省錢了。的哥的車開得不快，馬路兩側的梧桐變得異常猙獰和乖張，燈火更是妖冶無比，稍不慎就能被對方撲倒。張五剛眼尖，他嚷道，停，停車！真有一家賓館，我一陣驚喜，燈箱做得很好看，是東航設在南京的“東航賓館”。我迅速下車，快步跑進去，一問價格嚇了我一跳，標準間打折380元。我本能地向后看了一眼，向陽和張五剛都在車朝我張望。我三步并兩步跑回出租車，滿了！司機掏出手機熱心地和他開旅社的一位朋友聯系，說是旅社就在大橋南路，我不知道大橋南路在什么地方。向陽已經瞇著了，張五剛的頭開始耷拉。我是主角，必須強撐著，我向的哥攤牌，隨便你把我們拉到哪兒，只要把我們住下來。我甚至作兩個最壞的打算，一是到郊區，房源多，價格便宜，二是就這么溜達著混到天亮，我袋里的錢應該夠。

    的哥的車提速了，窗外一片模糊，燈火都成了流線型，很不規則。我無法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我相信有的哥在，不會出大問題的。一路上我開始罵，罵人口多，罵長假。罵著，罵著，的哥手機響了，那邊回話說，賓館滿了。的哥不肯送我們了，趕我們下車，我無力無理與的哥糾纏。記價器顯示車費二百三，我正準備掏。“啪！”的哥的臉重重地挨了一巴掌，的哥仿佛被打懵了，一個轉身又挨了一個嘴巴。的哥車門一拉，迅速跳下車，抱起手機就打。沒等我說話，張五剛抱起熟睡的小虎，鉆進了泊在路邊的面的，一溜煙的消失了。

    向陽很鎮定，問的哥誰打你了。的哥在罵，你們一個甭想跑，想放老子炮，老子的人這會就到——

    我知道闖了大禍，一會兒幾輛面的包抄過來，向陽意識不對勁，迅速報了警。警燈閃爍，那架勢真夠怕人的。一個漢子拎住我的頭發，我頭歪著，連話都沒法說，向陽已經被其中的一個塞進了車。警察過來，什么話也沒說，支走了漢子，把我和向陽塞進了他們的車，帶到了警局。

    我將情況一五一十的說了，并在筆錄上按下指紋。我提心吊膽，向陽在哪兒？萬一有個什么閃失，我怎么交代呢？警察扔下我，鐵門哐鐺一響，我的心揪了起來。沒多久，警察開口發話，交錢走人，我立即掏了230元。一出警局的門，就看見向陽正向我招手。向陽的“工作證”幫了大忙，不然的話拘上個十天八日不是不能的。

    我罵張五剛是個禍根，向陽不以為然。相反，他贊揚張五剛是一條漢子，有血性。

    我說外面不早了，找個地方躺躺，再這樣我快要死了，向陽罵我廢掉了。正說著，路邊，一家“聯華浴城”映入我的眼簾，走近一看，原來在地下室。走，睡浴城去。向陽沒有反對。普浴20元/位，留宿另加20元，我的心這時才踏實下來。也許是太遲了，浴城里燈光暗得很，很少有人走動，浴客發出的鼾聲奇形怪狀，仿佛走進了陰森恐怖的巖洞。我胡亂地沖淋了一下，就挨著一排榻床睡下了，沒想到睡在我旁邊的是個女的，蓋著被單，大概就是小姐了。今天我請客，祝賀我們大難不死。向陽很順從，領班小姐叫醒了熟睡的小姐上班，小姐本能地揉揉眼，整整衣服，一手拉著向陽的手，一手端起茶杯，朝一個黑咕隆咚的地方走去。

    我醒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很久。在一個叫中山北路的站頭，卷發的向陽，在我的目光里上了一輛我說不清是幾路但一定能到火車站的公交車。

    我直接回家了，我害怕張五剛老婆那張臭嘴。聽說丟了他爺倆自己一人跑回家她不把吞掉才怪，再說她不可能聽我的解釋，我是始作俑者，難逃其咎。

    正當我一籌莫展的時候，這家伙大搖打擺地回來了。他倒是主動到我家找我來了。我說你特媽真夠害人，要不是向陽在，我準死掉，骨頭都無人揀回來。張五剛說，我看不慣向陽那幅鳥樣，算是見過世面的人，怎么這么個熊像。我把氣發在吊司機身上了，還好，第二天帶小虎到中山陵玩了一圈，還搞了一個南京女人。

    難道我們白忙了，怎么沒提回扣？張五剛疑惑地問我。我說，沒時間提啊！拎著向陽交給我的一包過期雜志，張五剛默不著聲一本一本的翻著，新沃中學的宣傳大概有兩個多月了，應該刊登出來了，鎮中的稿子傳過去也有一個多月了，刊登出來要送雜志給學校的。

    翻遍了所有雜志也沒見到新沃中學的影子，張五剛抱怨我，顯得很不高興。我說咱們以后自己截留一部分，省得擔心受怕的，要他開什么稿費，假使真的蒙了我們也拿他們沒辦法。張五剛鎖著眉頭望著窗外，該不會他昨天遇到向陽的剎那和我在北京站第一次看到向陽的瞬間是一樣的，這樣的瞬間重要嗎？難道這就是北京的向陽，蠱惑著我們顛來倒去的向陽。我是一直相信自己感覺的人，現在我怎么猶豫起來了呢？張五剛會不會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既然世上沒有相同的兩片樹葉，就更不可能有相同的思想。

    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向陽的電話，我猜他一定在外出差或是正在組織“中國教育博覽會”，張五剛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熱情等待向陽的電話，我在他面前極少甚至不再提向陽。張五剛老婆為了電話費吵過幾次，說每月的花費有一兩百，不知道干什么用了，整天不像個人似的，魂掉了。這個婆娘說話刻薄得像刀子削肉，一點不留。張五剛不吭聲，默默地看著我抽煙。

    兄弟，你說向陽到底在哪個單位。《四方》唄！我到過他的辦公室，狗日的騙你。嗨！哪來的這玩意，張五剛指著《青少年》雜志，滿臉疑惑。我說這是他兼職的單位，不，是他自己承包的。張五剛瞇起了眼，那神色我從沒見過，顴骨突了出來，胡子也似乎來了精神，挺直的立著，不像是生氣。嗨，有了。張五剛一臉邪氣，替他媽的跑廣告，老子不如自己做老板，張五拍完大腿拍自己的頭。張五剛有些流氓氣的，眨眼工夫現出了活脫脫的流氓氣來。

    張五剛眼尖得很，他眼睛居然盯上了《青少年》雜志版權上的主管單位。就這么定了，馬上做十個銅牌，沒看到學校墻上掛的那些個牌子嗎？教育局的，市政府的，連城管都發牌子，我們這個比他們的硬多了。我說 萬一被人家識破，洋相不就出大了。張五剛指著我的鼻子罵，得性什么？做婚介這么多年，我還不知道那些鳥人的心理，你叫他敢說，他就不怕人恥笑他，沒有一個人肯說出自己做過傻瓜的。

    我想了很多名字，張五剛一一否定了，現在他不再像以前聽我的了。我說干脆你來定奪吧！張五剛毫不客氣地說，南京不是有個“冠生園”月餅嗎？我們就叫它“愛生園”。這要多俗氣就有多俗，再推敲推敲，我感到這個名稱不好。張五剛說，簡潔明了，定吧！別以為沒文化的人什么都不管用。

    小鎮上做銅牌的店本來就少，況且價格也高，張五剛到縣城規模稍大點的專業店一筆做了十張。落款也很正經：《青少年》雜志社，某某中央字樣。張五剛用麻布包裝著十張銅牌，搭乘中巴車回到小鎮。

    張五剛還要去大潘中學繼續談，我說好馬不吃回頭草，那個狗日的校長把話都說絕了，你怎么談得下去。什么時候的話了，吃到草才是好馬，我張五剛偏不信搞不定他三千。走，到大潘中學去。

    巧得很，校長在家。張五剛開門見山，上次聽校長說學校發展缺錢，現在我們聯系到一家共建單位，愿意出資，只是希望你們為他們代培一批學生，校長說那有這等好事，張五剛說，我起初聽到這個消息也感到意外，和你想法一樣，那有這樣的好事？誰不知道，《青少年》雜志社下面有個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專門為青少年發展服務的，他們有很多對口單位，一些企業家還是青聯委員，他們都是青少年發展中心的股東。不知張五剛從那學來的這一套，說得這么專業，很多東西我都不知道。校長將信將疑，張五剛指著我說，他表哥就在青發中心工作，我們縣就委托他做。校長看看我有些不好意思，我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這不是明擺的詐騙嗎？我的天！

        校長還是不信，張五剛說我沒必要騙你，你信就信，不信拉倒。跟你也沒什么關系，我們順來告訴你一下，又沒有其他什么目的。張五剛說著要走人，我從椅子上起來跑在張五剛的前面。校長喊住了張五剛，你讓我把話說完，你說的那些是真的還是假的？張五剛斬釘截鐵地說，假的。因為說假的沒有成本，張五剛振振有辭。校長一頭霧水，這樣吧，有機會你跟我聯系聯系看，需要我支持的盡管說。張五剛抓住時機，獅子大開口，六千塊錢廣告怎樣。校長說多了，四千吧！四千就四千。在我眼里這猶如比登天還難的事，怎么就在這種視為兒戲的語言較量中就成了呢？

       我說張五剛你這樣做是犯法的，不是存心拉校長下水嗎？張五剛氣乎乎地說，少廢話，我又不是不給他東西。我說你給他們什么了，“銅牌”啊！我授“銅牌”給他們啊！現成的榮譽誰不在乎呢？況且，校長的小舅子在鎮村鎮辦，有大筆招商引資任務，完不成要下崗的，原來如此！張五剛在關鍵的時候總是用一種極端的手法將問題化解。他的行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我對向陽說還是不說呢？我擔心這樣下去說不定哪天要出大紕漏，大家要一起倒霉的。我后悔自己不該和張五剛這樣的人合作。

       一塊銅牌換了四千塊，張五剛真夠流氓！細想想我真的后怕。

    爹老了，脾氣越來越不好。一點雞毛蒜皮的事都上火，鄉土管所的人看中了我家后面近臨公路的一塊地，說是要開發。爹不同意，土管所一個干事強行丈量。一怒之下，爹用扁擔砍了那人。頓時血流如注，場面極為慘厲。派出所抓了爹，娘哭著讓我想想辦法。我“撲通”給張五剛下了跪。我說我劉訊東是知恩圖報的人，無論那一天不會忘記你的救命之恩，因為只有他熟悉電視臺的記者。這種事也只有記者介入才能有所明了，娘連夜湊齊了兩萬塊錢，我把它交給了張五剛。張五剛二話沒說叫了還小群的車，連夜去了縣城。

    爹回來了，地還是我們家種著。兩萬塊錢所剩無幾，娘說只要人回來，我們再慢慢掙！老百姓議論紛紛，說我家北京有人，得虧了人家幫忙，不然要住十年牢。有的說，老劉沒有這個底氣，怎么敢掄扁擔。更有甚者將我吹上了天，劉訊東有本事，認識北京的一個大官，兩人關系特好，每年都有來往。管他們說什么，我要感謝的是張五剛。

    張五剛的全部精力都投到工作站上，婚介所生意一落千丈，夫妻倆經常拌嘴吵架。后來，張五剛莫名其妙地停了我的工資。差不多有兩個月我沒有領過工資了，我有些撐不住了。老實說，沒有業務，婚介也好，工作站也好，等于是名存實亡。張五剛跑廣告的水平的確比我高，因為事先也沒有具體合同，到最后是各人掙各人的，對他的那一份我沒有理由眼紅。一夜之間，我在不聲不響中下了崗，很難說這里面有沒有張五剛的預謀。前因后果，分明是我將張五剛的婚介所推到了倒閉的邊緣。這樣的結果是我未曾預料到的，張五剛老婆肯定恨我了，不知他有沒有恨我？

    離開張五剛是我唯一的一條路，張五剛沒有像以前那樣熱情地挽留我。可以說張五剛現在與我沒有一點關系了。作為朋友和有恩于我家的人，無論出于那方面的道義，他的行為永遠是一個秘密，我是不能說出去的，包括對向陽我什么都不能說。

    我盡可能地留意了每天到達小鎮的報紙，關心起我以前從來都不看的招聘廣告，看了那些廣告，我才明白學歷對于我意味著什么，而這些在以往平靜的生活里無論如何也不會讓我感到有危機感的。

    就像新聞中的那個人物，當年舉報禽流感的第一人誰也不會想到，就在舉報的路上，有一天他成了階下囚。是命運捉弄人，還是他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荒謬的路而不能自拔。這樣的情形，精彩的往往不是法官的判詞，也不是新聞本身的描述，而在于結果的離奇和荒謬。

    北京又有一家雜志招聘地方發行員，我想再試試。向陽聽說我要去北京很是高興，說他正好要搞一個活動，關于 “新課程改革”方面的。

    一樣的列車，一樣的黑夜。我習慣了這樣的夜，只是不像在南京街頭盲目地的轉悠。早晨五﹑六點種的賓館還是死一般的沉寂，保安大衣蒙頭，呼呼大睡。我敲開賓館客房粘著“組委會”字樣的門，一個瘦弱的中年人開的門，腳上汲著一雙大拖鞋，走起路來吧嗒﹑吧嗒的響。房間里黑洞洞的，好象有好幾人擠著。我說我是向陽的朋友，他熱情地帶我到隔壁的一間房，一個光頭很高興地拿出簽到薄和會計發票。我說要登記嗎？光頭說要登記的，我報上姓名，他又打開一本發票。不好，大概他們以為我是來參加會議的。情急之中，我說我來找向陽的，不是開會的。瘦子和光頭都楞了一下，光頭說向陽不在。電話里向陽說他在通州的宿舍里，天亮才能到豐臺的會議點。

    我正與瘦子道別，一個操外地口音的婦女吵上來了，她嚷著退費回家。瘦子撇開我，忙不迭地說，專家就來了，就來了。婦女仍不罷休，什么專家？我不參加了，我不參加了。賓館里一下子熱鬧了起來，好幾個人都嚷著要退費，任憑光頭再怎么解釋，那婦女就是不依，嚷著要報警。瘦子說方言，嘰里咕嚕一通，訕訕地退下忙其他的去了。沒有任何人再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一人獨自又沖進北方的嚴寒中。就在距離賓館不遠的地方，我找了一家招待所快活地酣睡了一覺。

    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向陽居然摸到了招待所。我什么也沒提，瞅他的臉，他比我在南京見到他時更瘦了，眼眶都明顯陷進去了。我請向陽吃飯，他偏要埋單，我堅決推辭了。結帳的時候他就站在我身邊，手往衣服口袋里伸，伸了一氣，終于摸出一張五十的出來，我接過了服務員的發票，他手里仍攥著那張五十塊的紙幣。

    天完全黑了，燈火燦爛的北京顯得更加神秘與超然。向陽和我爬上一輛破的300路公交車，車上很多的人，走了大半個三環來到潘家園。住在高層公寓里的王主任在電梯門口正等著我們，我給王主任帶上兩包蘇北的鹽蒿干。娘說這東西降血脂，帶給你北京的朋友。

    在往回走的路上，向陽說他要到賓館看看來開會的老師。我說好吧！一眨眼工夫他就消失在亮如白晝的夜幕中。第二天的《華夏晨報》刊登了一則消息：本報訊，一起打著教育培訓旗號的詐騙團伙昨被北京警方一舉端掉。27日晚，位于豐臺區康莊里的北京龍源賓館發生一起群眾騷亂，接到群眾舉報，三里河派出所立即出動民警趕赴現場，并控制了局面。經調查，無業人員郭玉才﹑周志飛伙同他人未經如何審批，冒用中央事業單位的名義在全國各大媒體上發布教育培訓廣告，致使全國近百位教師上當受騙。犯罪嫌疑人無視受騙教師提出退款的合理要求，采取恐嚇和威脅手段致使局面一度混亂。目前，警方正對此事進一步深入細致地的調查。本報將繼續關注本案的進展。（記者梁為華）

    我打向陽的電話，無人接聽。后來干脆成了空號。

    一年后，我和一群民工一道來到朝思暮想的北京，早上從順義的出租屋往城里趕，傍晚再從城里跑順義。我還結識了一個湖北的女孩，后來我們索性同居了。每天回來，我都問她有向陽的電話嗎？女友問我向陽是誰？我說是我在北京要好的朋友，她說那你就請向陽來我們這喝酒吧，我說一定請他來。我真的想向陽，我給《四方》雜志社打電話，接電話的人說，此人早不在這里了。我輾轉找到王主任的電話，他說他現在調到出版集團了。向陽呢？向陽跑了，連雜志社一萬多元發行費也跟他一起跑了。王主任平淡地說。

    在北京久了，我幾乎很難遇到張五剛，雖說我暗地里打聽過家鄉人有關他的傳聞，比如行騙被人打了，比如被出版部門查處，甚至坐牢，但一直沒有準確的答復，好象并沒有人注意到他。張五剛是我家的恩人，我一定邀請他到北京來，我還會告訴他北京的向陽也在邀請他。          

    我相信向陽依然在北京，我在北京一定還能遇到他. 

    2006．7．24拂曉  9．15于南京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