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覺得自己的寫作一定是和里下河有關嗎？

    答：我的第一篇小說《故里人物三記》，就是寫里下河地域三個極普通、極常見的農民，他們分別是“祥大少”、“譚駝子”和“二侉子”。小說得到了陳建功先生的充分肯定，認為傳統的白描手法未可輕棄也。也是第一次有人把我的作品和汪曾祺先生聯系在了一起。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直到現在，我始終堅持著自己“香河”文學地理的打造。讀過長篇小說《香河》的讀者一定知道，“香河”就是里下河大地上一條尋常的小河，我的筆觸幾十年來，一直沒有離開過這條河的流域，我也一直在“經營”著這條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是一個把自己浸泡在里下河的作家。我所敘述的故事，我所描寫的場景，我所塑造的人物，我所營造的氛圍，無不打上了里下河的印記。

    問：在當地寫作，又與里下河有關，你覺得寫作會不會有障礙？比如涉及到某些難免讓人對號入座的人與事。

    答：就通常情況而言，一般人會認為，在當地寫作或多或少都會覺得有些障礙，正如你所說的，難免要涉及到某些讓人“對號入座”的人與事。然，就我個人的寫作而言，倒沒有覺得在當地寫作且又與里下河有關會有什么障礙。陳建功先生在點評我早期的小說《故里人物三記》時就曾說過，一看就知道，不是閉門杜撰的。事實也是如此。無論長篇小說《香河》、《浮城》，還是其他作品《謊媒》、《冤家》、《香河女》等等，其中的人物都會有一些鄉親們的影子，有些故事在一定地域范圍都還有一定知曉度。但是，我決不會照搬直移這些素材，也不會因為自己的創作而對自己的鄉親們構成某種傷害。這牽涉到個人的創作理念問題。正如姜廣平先生在評價《香河》和《浮城》時，用“以水潤德”與“似水柔情”來界定作品的人物塑造，認為小說呈現出的是一種“悲憫筆意”。

    問：一部與故鄉有關的作品出來，有了反響，你最享受的是哪部分？

    答：我還是用實例來說吧，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香河》面世，在故鄉引起的反響可以用“熱烈”來描述。不少我所熟悉的人（有的是朋友，有的就只是熟人）打電話給我，說讀《香河》是要讀兩遍的，一遍用普通話讀，第二遍用興化話讀。我寫作《香河》的用意十分明了，我把它寫在了書的扉頁上：“謹以此書獻給生我養我的故鄉，獻給故鄉死去的和活著的鄉親們”。所以，家鄉人能如此喜愛這部作品，我的內心是非常開心的。后來泰州電臺將《香河》錄制成了長篇方言連播小說，更是激起了家鄉人的興趣。又有人和我開玩笑，說是為了收聽《香河》，小收音機都替我送出去好幾個。我只能笑著表示感謝。這樣一部作品，無疑也引起了方方面面專家和媒體的關注，江蘇省作協和南京理工大學詩學研究中心還專門召開了研討會，對他們為《香河》所做的這些，我當然也心懷感謝。但實在說來，我還是更看重家鄉人的議論和看法，他們如此喜歡《香河》，愿意在茶余飯后談論《香河》，甚至來一點善意的“對號入座”，我都很開心。正如汪政先生在“文學對身邊人的意義”一文中所說，“沒到過江蘇里下河地區的人可能對劉仁前還比較陌生，但到過這些地方的人就會吃驚于他的寫作對這里的人們、這里的讀者的影響。劉仁前就在他們身邊，他就在他們當中寫作，更重要的是，劉仁前筆下的文學世界就是他們的生活，他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鄉里鄉親，看到了自己。”

    問：如果給你選擇可以走可以留，你覺得留下還是離開更利于你的寫作？

    答：這個問題，對于我其實只能是個假想。走與留，剔除其他因素，就目前里下河作家群體里的作家而言，無疑走出去的作家成就明顯要高于留下來的堅守本土的作家。從某種意義上講，離開才能更好的回來，而留下必然會有某些局限，這無用回避。我個人的寫作經常采用一種回望的姿態，陳建功先生曾經說過我小說中有一種“遠距離的觀照”。這種回望或遠距離的觀照，實際上也是一種“走”，一種“離開”，讓自己與筆下所敘寫的一切進行一種“拉伸”，以求更好的考察、思考和把握。因而，就我個人看來，離開更有利于自己的寫作。我本人目前，處于一種“半離開”狀態。

    （本文發表于2013年11月26日 《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