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我的上一本歷史小說《天下鹽商》出版也快三年了，去年底我完成了當代小說《安河橋北》之后打算停一陣子再寫，加之今年上半年我又完成了博士論文《數字經濟視域中的網絡文學生產機制研究》之后，思想上也倦怠了兩三個月，特別是俄烏戰爭以來，以及不確定的疫情給我的情緒帶來很多負向的壓力。

    九月份回到工作崗位后，我讀了兩個月的書，心中不免有些蒼涼，甚至有些哀婉，時局總不見好，這樣的狀態很容易使人沉淪。我想還是繼續寫起來，只有在寫的過程中重新搭起一個新的世界。在這個新的世界中或許能夠找到原初的向往。

    這也使得我反思我自己所寫過的兩部長篇，后一部至今沒有紙質出版，前一部紙質出版之后又在喜馬拉雅上發布了有聲。我聽了好多，一下子也覺得自己回到了少年時代，我是在收音機時代實現所謂的文學啟蒙的，我對自己曾經出版之后的作品一般是不讀的，但是我發現聲音不一樣，聽過一遍之后仍然想聽，似乎有一種百聽不厭之感，我也驚訝于自己到了中年之后竟然又回到了聲音文學時代的狀態。或許正是這樣狀態，又催我繼續寫下去，哪怕就為這聲音而寫也是一件不壞的事情，而且還給我快樂。

    其實，我的文學語言不好，這也是我注定成不了大作家的原因之一，寫了這么多的字也沒有把語言把握好，想當年也曾傻傻地問過孫紹振先生，江淮方言可以寫小說么？記得孫先生那時用方言跟我說起一些趣事。其中一些詞匯至今還忘不掉，比如“神猴子”“困高（一說是蘇州方言）”“逛（刮）胡子”之類，等等。說實話，孫老師的教誨倒是改變了我對方言的偏見，也給了我寫作的勇氣。實踐再次證明，江淮方言不是寫小說的障礙，這也促使我既要吸收方言的優勢，同時需要在純正漢語的實踐中繼續錘煉自己。

    說完語言，我得再說內容了。《天下鹽商》《安河橋北》一日既往都是寫的個體，當然都離不開一種政治背景和歷史大勢，這是作品無法掙脫的現實。所謂宏大敘事都隱藏在個體的背后，所謂的個體也是大歷史中的小人物。這也是我基本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同樣，在歷史的洪流中如何建構個體，這不是問題，而是個體如何能夠在所謂的大勢中如何不被拋棄，這同樣又是一個價值立場。回到《天下鹽商》則是采取了一種妥協式的合作，夾縫中生存的智慧；而在《安河橋北》中則是主動出擊，雖有一些無奈的迎合，總算以一種棄絕的態度對現實作了忍讓。

    基于以上兩部作品的基本調性，在我這本新作中，我一日既往地按照我的短篇小說集《你不必來找我》以及上兩部長篇小說的基本路數，還以人物的成長為敘事模式，縱向寫一個帶著傳統底層色彩并集西洋色彩的一個穿行于碎片時代中的亦俠亦商的新形象。我希望這個形象能將所謂的碎片時間織成一個美麗新世界。即使它不美麗，但也算是有意思的，甚至好玩的，這個有意思依然還是帶著黑幫式的，也許是一種不要命的底層邏輯。

    說白了，就是一個“玩世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