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九十大壽以后，母親很痛苦地先走了。母親一生善良，平和，與世無爭。由于疼痛，她神志不清，在經過一天一夜，以叫喊的形式表示了對人生的留戀，對死亡的抗爭以后，終于慢慢地沒有了聲息。 ——文建國寫作筆記摘錄

    建國和史靜年底從美國回來，正好趕上父親九十大壽的生日，這是母親與建國的約定。

    建國將文婕送給爺爺奶奶的禮品親手交給父母。父親特地查看了廠家，絕對不是“made in china”，才放心地收下。他不是瞧不起國貨，他瞧不起的是到國外買國貨，自己不知道，還自以為得意。后來他知道同樣的產品在國外買要便宜了許多，也就放棄了這一想法。話，可真不能說滿。

    文婕和維奇有一段專門給爺爺奶奶的講話錄像，文婕用的是英語，維奇則用中文，爺爺奶奶看了，滿心歡喜。

    蔣淑嫻的身體日漸衰敗。有一天，她傷感地對建國說，看來我要走在你父親的前面了，他一輩子養尊處優，最后一段時光要讓他吃吃苦頭呢。她擔心她走了以后，他文巽善的日子怎么過？

    建國就安慰母親，爸爸比你大9歲，你走不了，他指望你服侍他一輩子呢。母親說，誰先走，誰享福。我讓了他一輩子了，這次我不讓他了。母親說的輕巧，好像還很幽默�？稍诮▏�聽來，怎么覺得她是話中有話，暗藏不祥之兆呢。

    文巽善的九十大壽，淑嫻堅持要辦，要大辦。喜宴是自家人，但一定要給倉巷所有人家散發壽桃。建國自然同意。整個倉巷，有誰不知道文宅大院呢？

    文巽善一貫不喜歡做生日，他說，閻王老爺本來不認識我，這一做，無非是通報我要來了。但這一次淑嫻不聽他的，她和建國商量，這是我第一次，也許是最后一次為他做生日，一定要做。家里所有人都要到場，臺灣你大姐一家能來最好。整個倉巷，每戶一只小壽碗，兩個大壽桃。用蔣淑嫻的話說，就是寧冇一村，不冇一家。一戶人家都不能少。記好，這是做人做事的規矩。

    文巽善生日那一天，文宅大院煞是風光。蔣淑嫻本來是讓建國和史靜將壽碗和壽桃挨家挨戶送上門的，好多人家聽說了，老的小的不請自到，原計劃的壽碗和壽桃翻番。文家人卻特別開心，還要陪著說客氣話。

    文巽善卻不聞不問，好像是另有一個與他毫不相干的人過生日。

    也許真的如母親所說，為父親做生日是最后一次了。建國說不清，為什么我們這個大家庭在衰敗慘淡以后，仍然又恢復了些許風光。只是因為諸多原因，人丁不夠興旺。文建國的思想深處，還保留著傳統的老式想法呢。

    大姐懷琴因為身體欠佳，沒能回江州，她也已經是古稀老人。她的大兒子帶著她一個孫子來了，也算給了文巽善和淑嫻一絲安慰。

    二姐懷華六十有六，沒有人再和她談婚姻。她的精神很好，除了照應父母二人以外，還參加了志愿者義工，經常到養老院服務，并且與養老院掛上鉤，等送走了父母，她就直接去養老院了。

    坊間傳聞，對養老院詬病實在是多，收費是一個方面的問題，它畢竟還是明碼標價，讓人難以接受的是服務質量和服務態度。文懷華對這一切皆不理會，她說，要以今天為他人真誠的服務，換取明日他人對自己的服務。不知道她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思想上有了轉變，居然產生了等價交換的想法。

    文懷祺去世以后，胡雅琴堅持不再婚，撫養著文斌和文婭。一雙兒女爭氣，文斌32歲，讀完博士，在高校任教；孫媳婦小王，小學老師，挺著個大肚子。文婭31歲，正奶著孩子呢，是個大胖小子；文婭的丈夫小張，公務員。

    建國本來是想邀請曉霞、強東和文婕來的，可他們人在美國，建國就沒有吱聲，免得他們又要破費。

    懷華帶著雅琴和史靜在淑嫻的指揮下，忙了一大桌子菜。大家都跟老爺子請過安了，來的，沒來的，文巽善也在腦海里統統走了一遍。

    他高興不起來，四個子女，沒有一家是全的，難道這就是人生，這就是生活？平時冷清慣了，也許還沒有思念懷琴和懷祺的由頭，今天可來的來了，就為懷琴和懷祺的缺席分外痛苦。

    他躲在房間里居然悄悄地落淚——他真的老了。

    建國進屋來陪他的時候，他又悄悄地抹去眼淚。

    像今天這樣的聚會，還是那次懷琴從臺灣回來時有過一次。今后還有沒有？文巽善無奈地搖搖頭。“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建國陪著父親。在他印象里，今天是陪著父親時間最長的一次，這也是母親今天交給建國的唯一任務。父親的身板還好，只有耳朵已經不夠靈光。建國一句話往往要說三遍，外加比劃，父親才能明白個大概。但他的思維敏捷，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

    他與建國居然討論起“重慶打黑”。重慶除惡專項斗爭，抓獲涉黑涉惡人員數千人，凍結、扣押、查封涉案資產數十億。是好事，是壞事？這里面究竟有沒有背景？如果是真的，那重慶原來的領導干什么去了，是否需要追究前任領導的責任？為什么我們至今仍然喜歡用搞運動的形式來解決問題，有沒有擴大化？有沒有貓膩？為什么不能按照法律，按照規矩辦事，非得把“黑”滋養到一定程度，才動用運動的形式來解決問題？中國還能搞運動嗎？

    “一個人身上出現了惡性腫瘤，還是早日切除的好吧？”他與建國商量，好像是在討論醫療方案。

    建國沒有想過類似的問題，但另有一點是想過的�！俺�紅”和“打黑”，有沒有必要緊密聯系？“唱紅”，全國人民都來唱“同一首歌”，還有必要嗎？紅歌當然需要唱，但將唱紅歌作為主要的唯一的文藝表現形式，那不是又回到了“文革”？建國想，也許這是我從“文革”反思之中汲取的負面教訓吧？

    可父親卻說，天上如果有一顆星星突然發亮，并加速運行，那將預示著其生命周期快要終結了。人事與自然同理。

    建國望著父親，目瞪口呆，“他有所指嗎？他也沒有指，他也指不出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