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還有更搞笑的，也許別人認為不可笑，可他堅持認為可笑。就在教育局紅頭文件印發之后，有個別學校主動配合，來了一個全體教師在《堅決不搞“有償家教”承諾書》上簽名活動，并集體宣誓。該校校長邀請文處長參加，并請他作“重要講話”。

    這是哪碼對哪碼啊？切！誰愛去，誰去吧。他堅決推托了。理由是到省廳開會，那一天他果然跑到省廳去了。是否開會，另說。文建國對一切轟轟烈烈的群眾性的好大喜功的沽名釣譽式的形式主義，具有發自內心的抵觸情緒。解決家教問題，搞一個簽名活動就可以立竿見影了？無論是面對上帝，還是面對其他什么，宣誓承諾的人，恪守諾言誓詞的還有幾多？文建國認為，肯定還有不少。究竟有多少？文建國無語。

    如果說，宣誓是一種入門儀式，是生死抉擇面前的表態，給人以莊重、神圣和使命感。那“不搞有償家教”的宣誓，就像承諾“不闖紅燈”一樣，如同兒戲了。

    重復宣誓，是對以往的否定；頻繁宣誓，是行為本身的廉價。既然“一諾千金”，又何必“二諾”？文建國認為自己早已不是小孩，無法再去辦家家了。

    他退休以后，聽說還是有人在搞“堅決不搞‘有償家教’簽名活動”，文建國就更加沒脾氣了。他知道總是有人喜歡這種形式的，都像我文建國，這個社會是否太冷清了些？于是，他常常用新學會的“不感冒”一詞來自嘲。

    文建國忙著“抓家教”。文懷祺寫的論文《“家教”之我見》已經脫稿。他正在猶豫，這樣的論文是正式發表，還是作為內部資料，通過組織程序逐級上傳，或者先冷凍起來再說？他的論文中有這樣一些觀點鮮明，言語激烈的措辭：

    “冷靜思考，多數教師從事的家教目前沒有違法，即使有收入，也是勞動所得。在符合法律法規的前提下，教師通過家教，既滿足了社會需要，又增加了個人收入。真的沒有現金收入的家教教師，其經濟效益又是十分可觀的，但無法查核。

    給‘家教’以適合的社會地位。要有一套完整的家教管理制

    度，在這種制度下，教師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時，對社會也有利；做對社會有害的事情時，對自己也有害。

    當機關開始醞釀‘9 to 5’的時候，我們的高中教師是七進十出，初中教師是七進七出。這不是教師家教的理由，但誰人來理會社會分配中存在的實際問題。

    家教，特別是知名教師的家教，往往是被動式的接受。這是一個怪圈，無論是請家教的，還是搞家教的，既反對它，又離開不了它。就是反對家教的人，自己請過家教，或者日后可能請家教的也絕對大有人在。

    ‘家教’問題，決不是將板子打在教育的頭上，就能解決的問題。就猶如醫生的‘紅包’問題，決不單單是醫院的問題。

    家教問題由來已久，長期懸而未決。‘家教’不僅僅是一種教育形式的問題，也絕不僅僅是教師的職業道德問題。這里有認知問題、政策問題、利益問題。

    家教的根源在于高考制度，及其更深層次的社會職業制度。它關系到學校內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關系到教育的理念、體制、發展和改革等宏觀理論問題，當然也關系到社會的倫理道德，關系到經濟、社會改革和發展的問題，甚至也關系到黨風政風問題。一句話，關系到教育如何發展，整個社會如何發展的問題！”

    文校長不但親自撰寫論文，也領銜了江中《關于“家教”的現狀及其對策》的省級課題研究，課題已經得到省廳批復。

    “現狀”是現成的，可關于“對策”的可行性、操作性、科學性等等，等到真正動起筆來的時候，卻又顯得蒼白無力，有時甚至難以自圓其說。

    文懷祺感到這一次是自投羅網，一時心血來潮，就作繭自縛了。花費了時間、精力，搞出來的東西自己都不滿意。自己不滿意，是萬萬不可拿出來示人的。

    自己寫過的論文有上百篇，專著也有數十本，從來沒有感覺到為難的時候。原以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較之自然科學應該要輕松許多，哪知道……他倒吸一口冷氣，騎虎難下！

    懷祺第一時間想到了建國，畢竟是親兄弟，有話好說，說過頭了也沒有問題。本來解決“有償家教”的事，正是他人事處長的本職，也是師資隊伍建設中無法回避的突出矛盾，相信他肯定有一些思考，讓他幫助拿主意。

    建國根本不容他多說，就告誡老兄，流產。早流產比遲流產痛苦小。這個問題是馬蜂窩，碰不得。在現階段，誰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要花費你大量的精力和時間。

    我以為正面宣傳正面教育即可，但不可不著邊際地唱高調。你的論文和課題可以暫時冷藏，現在拿出來等于是一堆廢紙。如果有領導重視了，將引發一場論戰，且不可收拾。所以，領導基本不會同意；所以，多數情況下仍然是一堆廢紙。

    懷祺感覺建國的話不無道理，他第一次在論文和課題的研究上甘拜下風，這可要比研究“相對論”困難大多了，那就暫且冷凍吧。

    文建國呢，他承認自己只是充當著一個泥瓦匠小工的角色，用鐵鍬和和稀泥，用瓦刀抹抹墻壁，有空再把邊邊角角打掃打掃干凈。

    “有償家教”“友情家教”，似是而非，混淆不清。憑著文建國的學識和水平，他做不了“工程師”，或者“設計師”。他也不知道哪個領導在家教問題上是“工程師”“設計師”。

    “家教”問題存在已經數十年了，時而高峰，時而低谷；時而公開，時而隱蔽。

    進入21世紀，到建國退休的時候，家教之風越刮越烈，嚴禁風聲也越來越緊。像公款吃喝之風，表面上是消停了一些，骨子里則是更隱秘，變著花樣更瘋狂。有時不吃公款，吃老板了，可老板的酒是能輕易吃的？

    又過了幾年，文建國才發現似乎有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可家教卻似一個重癥病人積重難返。后來幾任處長一直在忙乎家教問題，可誰也沒有找到真正治理家教的靈丹妙藥。

    這就好比一條河流整個兒已經被污染了，河流的污染須從源頭下手治理，還得實行“河長制”，然后才能整治上游、中游和下游。那是需要一個時間過程的，“河長”，也得首先像個河長的樣子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