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來人都知道，一九七六年的中國災難深重。三位偉人逝世，東北地區降落世界罕見的隕石雨，河北唐山大地震，“四人幫”下臺。我個人在這一年也經歷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考驗。——文建國寫作筆記摘錄

    王姨正在推心置腹地數落著葛延生，葛家保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年婦女哭哭啼啼地摸到了廣播站。

    保姆的出現非同小可，沒有等她說清原委，王姨就先給醫院打了一個電話，然后拉上兩人就跑。進了家門發現葛主任手腳冰涼，已經沒有絲毫生命體征了。

    據保姆敘述，葛主任今天和往常一樣，六點起床，出恭洗漱之后六點半鐘，抽煙喝茶聽廣播。只要是姑娘的“新聞早知道”，他必聽無疑。當時保姆正在廚房準備早餐，突然發現葛主任坐的沙發上不停地冒出異常青煙，跑過去一看，小半支香煙還在沙發上引發燃燒，她直接用手拍打——她把兩只手攤給延生和王姨看——再看看葛主任，已經叫不醒他了。她什么也不敢動，打電話給延生，沒有人接。這才跌跌撞撞地跑到廣播站來了。

    延生早已淚水漣漣，抱著王姨一籌莫展。

    事后有法醫私下分析給王站長聽（也是向地委書記匯報的情況），葛主任心梗猝死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原有高血壓；二是深夜接到過北京戰友的電話，知道了天安門廣場有清場行動；三是突然受到葛延生公開朗誦“詩抄”的刺激（當時還不知道是“擅自”）。當然，也許，可能，這些結論只是主觀判斷。但情況就是這個情況了。

    法醫的鑒定報告上只有一句話，即高血壓引發心梗猝死。

    廣播站里的同事們多數人并沒有直接看到王副站長發惱火的那一幕，卻很快了解到葛延生的父親，葛老爺子突然就走了。同志們一面感嘆人世無常，一面又對葛延生同志肅然起敬。也有消息靈通人士開始為葛延生的政治命運擔憂。一個上午，廣播站里人聲鼎沸，沒有片刻消停。            

    地委那邊因為半夜接到上頭的重要通知，比平時早了一個小時開會。從今天“新聞早知道”聯系天安門廣場事件，有人說，中央已經明確表示“四·五事件”是“反革命暴亂”，而我們江州卻有人為之唱贊歌，大有遙相呼應之勢，不可小覷。也有人說，同志們要丟掉幻想，準備戰斗。查查看，她葛延生除了他父親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背景。還有人說，這位葛副主任也真的活得不耐煩了，地委書記的電話他也敢……（不接）。

    這最后一位發言的人話沒有講完，忽然有秘書進來和地委書記耳語。書記臉色驟變，臉色鐵青。他宣布休會，請大家不要離開會場。

    葛副主任突然死亡？地委書記了解了大概情況后重新開會，除了剛才的與會人員，又增加了葛副主任的秘書和廣播站站長，以及其他相關人員。

    他親自宣布了葛副主任的死亡信息，為了安撫家屬，決定對葛延生暫停處理，但不得四處活動，由廣播站派人全天候陪同（實為監督），不可再有節外生枝的事情發生。等喪事辦完，由廣播站拿出處理決定，報地委宣傳部同意。

    地委宣傳部部長，正是當年“三草譚”之一，時任宣傳部副部長的李榮林同志。看在與葛延生父親有著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的份上，他認為葛延生不可能是“反革命”，我可以拿黨性擔保。葛延生同志嘛，基本素質是好的，水平也是有的，小青年好沖動，好感情用事。教育從嚴，處理從寬。再說啦，她的父親剛剛去世，也是為了革命事業兢兢業業奮斗了一生老同志，我們總得給死者一個面子吧？死者為大嘛。

    李部長把這個意思給廣播站站長說了。領導發話了，站長心領神會，雖然他平時對葛延生同志的作派并不看好，但在政治問題上處理了自己的下屬，對自己未必有利，萬一有人追究領導責任，也不是王副站長一人能夠挑擔子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父親的逝世給葛延生帶來不盡的悲哀，她是家中的幺女，也是獨女，父親一直視她為掌上明珠。上面兩個哥哥，早已自立門戶，母親在兩年前病故，父女倆更是親密無間。父親一直牽掛延生的婚姻，可又真的舍不得她嫁人。

    他常常問延生，你出嫁了，我怎么辦？延生總是撒嬌，我不嫁人，我一輩子陪著老爸。父親卻又自言自語，不嫁人不好；不嫁人，那怎能成呢？如今陰陽兩隔，延生整天哭成一個淚人兒。喪事交由兄嫂全權處理，由組織處理。

    當她私下里聽法醫說的父親死亡原因后，悔恨交加，如果不是因為我，父親顯然不會突然死亡的。但她又相當地不服氣，紀念周總理何罪之有？天安門廣場犯得著那么興師動眾嗎？說我工作上有瀆職錯誤，擅自更改播報內容，是可以接受的。年輕人犯點錯誤，如同孩子學會走路，沒有不跌跟頭的，爬起來再走就是了。不能因噎廢食了不是！但我的錯誤，僅僅是形式上的錯誤，至于說到播報內容，何錯之有？何錯之有！紀念總理，為總理背誦幾首小詩，何錯之有？總理的在天之靈如何安寧？

    葛副主任的喪事結束，廣播站通知葛延生先在家休息，說是考慮到父親剛剛去世，怕影響了播音效果。站里的處理決定是，責令葛延生同志做檢查，暫停播音員職務，等待進一步處理，暫時不通知她本人。王副站長負有領導責任，先做了檢查。

    葛延生作為播音員在“四·五事件”中像一顆流星，倏忽不見，（暫時）淡出了“江湖”。但她的“四·六直播”卻堪稱經典，堪稱絕唱，在江州廣播史上寫下無法抹掉的一筆。如果不是她父親的突然逝世淡化了組織對她的及時追究，如果沒有她父親的人脈關系，如果不是半年之后政治形勢的突然變化，葛延生同志的歷史都有可能改寫。

    七六年真的是多事之秋。“四·五事件”搞得人們莫衷一是，七月初，德高望重，“德行與日月同輝”（胡耀邦語）的朱德總司令也撒手人寰。七月底唐山大地震，聯系到三月份的隕石雨，有人預言，今年還有大事發生，注定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份，兇多吉少。什么大事？這，不好說！反正有大事發生。您，等著瞧好了。

    吹牛不上稅，預測不收費。說說無關，關鍵的是人家并沒有說究竟有什么大事，沒有違反哪家的王法。但說的人仍然小心翼翼，生怕被不相干的人聽了去，也生怕圈子里有人做了“甫志高”。告你個聚眾造謠，煽風點火，蠱惑人心，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的反革命之罪！吃不了，兜著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