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是一個時代的標志。我曾經生活在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雷鋒同志是和平年代英雄人物的典型代表。同時代的歐陽海，卻被一本《歐陽海之歌》的長篇小說，折騰得人們莫衷一是。

    政治上的進步，曾經是我長期孜孜以求的。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曾經是一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    ——文建國寫作筆記摘錄

    雷鋒同志曾經自勉：“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這可以說，出自雷鋒同志樸素的階級感情。1963年3月5日，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了“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現在有人把這兩段話放在了一起，令人不得不進行邏輯推理，似乎前者是后者的必然。這可真是人嘴兩塊皮，怎說怎有理。

    文建國作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當時就是自覺地響應領袖的號召，自覺地模仿英雄人物，自覺地追求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一如當今眾多的追星族，這個粉那個粉的粉絲，甚至于“鐵絲”、“鋼絲”。文建國不后悔當初的作為，作為副班長，他與班長葛延生一起組織了學雷鋒小組，在全校率先打出了向雷鋒同志學習的旗號。辦專題黑板報，到車站碼頭服務，有的放矢地在全班開展了學習雷鋒同志螺絲釘精神的活動，用雷鋒同志的“一個是擠勁，一個是鉆勁”，對照檢查自己的學習態度，像雷鋒同志那樣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正是那場轟轟烈烈地向雷鋒同志學習的活動，規劃了文建國今后的人生道路。

    一架機器上的螺絲釘，默默無聞，但又不可或缺。如果說整個社會是一架龐大無比的機器的話，人就是其中的某一個部件，螺絲釘是最小的組成部分。也許有人不屑，但其實不管承認與否，我們每個人都是一顆螺絲釘。當然螺絲釘生銹了，損壞了，也可以丟棄，換一顆螺絲釘，機器照舊運轉。所以人也只是一顆螺絲釘，有你就用你，沒有你還有其他螺絲釘替代，如此而已。不存在少了哪一顆螺絲釘，機器就無法運轉了。

    文建國在日記本上，摘錄了不少雷鋒日記，以鼓勵自己，要求自己。他沒有想到自己應該成為雷鋒第二，只是覺得雷鋒同志能夠自覺地成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可圈可點。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他是記得的：“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對每個人來講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該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碌碌無為而羞恥。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事業而斗爭。”

    現在又有了雷鋒同志的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

    如今，五十多年過去了，向雷鋒同志學習仍然是社會輿論的主流。雖然有一些非議和質疑，甚至還有類似美國西點軍校的雷鋒等不著邊際的傳聞，但作為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的英雄人物，雷鋒的名字恐怕是不容輕易被忽視的了。

    文建國到了高一第二學期，終于參加了共青團吸收他為共青團員的支部大會。那是1966年的五四青年節，雖然遲了，但畢竟來了。后來他自己也說不清楚，自己一味地追求共產主義，追求黨的組織，追求所謂的政治進步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后來在是否申請入黨的問題上，他沒有像申請入團時表現得那么積極，那么迫切，雖然內心很是糾結的，但他從來不放在嘴上。這是說明他更加成熟了，還是說明他缺乏激情了？都是，也都不是。

    因為曾經三次向團組織提出申請報告，令他有點難堪。他意識到有同學對他的嘲笑。呵呵，精神可嘉啊！一面再，再而三，不是一個自覺的共產主義戰士，就是一個居心叵測的野心家！如果沒有葛延生的及時鼓勵，他會不會打退堂鼓，那是很難說的。

    文建國的中學期間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這正是文建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任何時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典范，雖然會不可避免地打上時代的烙印，但也正是這樣一些英雄人物激勵著熱血青年，推動著歷史的前進。

    電影《怒潮》（1963年）的插曲《送別》，優美動聽，流傳極廣。“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送君送到大樹下，心里幾多知心話……”在影片中，農友們含淚相送他們的領路人，漁鼓老人唱了這首凄楚、悲壯的《送別》。歌曲以《孟姜女》等民間小調為范本進行再創作而成，四段歌詞都是地方戲曲和民間小調中常見的，其曲調感情深沉細致，旋律宛轉流暢容易上口，是文建國和他的同學們非常喜歡吟唱的。那樣的歷史背景，那樣的革命情懷，那樣的革命同志之間的兄弟友誼，讓文建國他們那一代人世界觀的形成，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文革中，這首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革命歌曲被批判，說是為已經被打倒的彭德懷歌功頌德，從而被禁。誰要是哼唱了這首歌，就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危險，起碼也得遭批判，寫檢查。

    文建國不以為然，仍然喜歡唱，但從來沒有敢在有第二人在場的情況下唱過。他顯然是不愿意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的。

    歷史后來開了一個大玩笑，改革開放以后，民間舉辦喪事的時候，《送別》成為主打哀樂，“送君送到江水邊，知心話兒說不完……”其曲調之哀，其歌詞之悲，倒也實實在在反映出生死離別的悲壯，似乎也回歸了曲調的本色。

    文建國啼笑皆非，難以點評是非。有時熟悉的曲調遠遠地傳了過來，他剛剛有了一點共鳴的欲望，又被似悲似喜的嗩吶鑼鼓聲提醒，人家是在辦喪事呢。于是只有作罷。

    而被稱之為經典之作，世紀之作的李叔同的同名歌曲《送別》，卻完全是另一種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