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生時代
作者：
遠星星 更新：2020-01-28 14:26 字數：4794
跟所有的人一樣，我的兒童時代也是無憂無慮的，少年時代也是天真爛漫的，青年時代也充滿著浪漫情懷。但是，當我回憶起從兒童時代到青年時代的全部經歷，除了激情和自豪感涌動之外，時不時還會冒出一股股酸澀，讓人不太好受，甚至還不免掉淚。
我在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凱歌聲中走進了學校，成了一名小學生。由于實行食堂制，生產實行集體化，生產隊規定，所有學生都要在星期天和放學后參加生產隊勞動，于是給生產隊割牛草和給食堂砍柴等就成了我們小學生的主要勞動內容。
開始實行食堂制，到處一片喜氣洋洋，人們歡呼著共產主義的到來：吃飯不怕你撐破肚皮，食堂不惜用大量糧食喂豬，食堂常常殺豬打牙祭，大量飯菜被浪費，人們似乎覺得集體的物品正源源不斷地從天而降，所有的人都忘乎所以了。
好景不長，由于大部分勞動力都抽去大煉鋼鐵，勞動力嚴重缺乏，成熟的糧食作物不能夠及時收割。我家門前是一片田野，那時候種的是高桿水稻，一場風雨可以讓所有水稻倒伏。眼看著稻子過熟，大量稻子在田里發芽，但是沒有勞動力收割。終于來了一批外地人收割水稻，收割以后，田里鋪滿發芽的稻子和稻穗。油茶成熟了，沒有幾個人上山摘茶籽。五八年的秋收到底收獲多少，浪費多少，誰也說不清。
嚴重的浪費很快遭到了報應。冬季到來，領導者開始感到糧食不足，于是開始對糧食實行按照性別、年齡限量購應。飯吃不飽讓食堂開始布下陰影。五九年的春季、夏季、秋季，口糧標準一減再減。成年男人（大口）每天大米七兩五錢（十六兩秤十二兩）。我那時候是男娃四口，每天大米三兩七錢（十六兩秤六兩），一天的口糧沒有半餐了。
饑餓越來越嚴重，田野、山上能夠充饑的植物葉子和根莖逐漸被采光，一些人開始吃白色巖粉玩命。
道路上出現成群結隊的叫花子，但是誰也沒有可以吃的東西施舍別人。
嚴重營養不良導致水腫病大量發生。我和爹都全身腫大，生死攸關的時刻到了。大隊集體用細米糠拌黃豆粉摻和藥物遏制水腫病的蔓延。我和爹每天可以得到兩粒乒乓球大小的糠丸子，雖然沒有治愈水腫病，但是水腫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我們的水腫病維持了很長時間。
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季，所有的學生、老師都把精力放在謀求活命，學校無法開學了。
一九六二年春季撤掉食堂，上級放寬了政策，可以利用開墾荒山和田間隙地自由種植莊稼。進入夏季，部分蔬菜瓜類成熟，我們終于可以用瓜類蔬菜填飽肚子了。
六二年的秋季農村開始出現生機，老師來了，學校恢復上課，我進入老樹寨學校讀五年級。
六四年秋季我們龍場完小二十多名畢業生步行五十多里來到當時的懷化縣第二中學——石寶中學參加畢業考試，我考上了初中。下學期開學，我進入銅灣完小附設初中班就讀。當時全懷化縣就只有一中和二中兩所中學，我們所在學校雖然說是小學附設初中班，卻有五個鄉鎮只招收了一個班，可以說是精英匯聚了。任課老師都是大學畢業生，其中不少后來成了懷化市的名師。
從六四年到六六年上半年的兩年中，學校教學工作正常，對教學質量要求很嚴格。同時，學校建有文藝宣傳隊，不時在校內組織演出。由于我在六年級時候開始學拉胡琴（我同村老哥謝申樂自己制作了一把胡琴，能夠拉《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天上布滿星》等歌曲，我也跟申樂哥學，打死了蛇剝下蛇皮，等蛇皮晾干，蒙上竹筒，裝上雕刻著龍頭的琴桿，胡琴就做成了。我很快學會了《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天上布滿星》等歌曲。）進了中學，看到銅灣完小的謝崇云老師辦公室有許多樂器，胡琴、板胡、京胡、提琴、笛子，我心動了，向謝老師提出借胡琴。老師說，注意保護，不要搞壞，上班以前送回來。我高興了，每天吃過晚飯，到謝老師辦公室借胡琴，按時送回。
一九六五年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學校加大了宣傳力度。學校組織了陣容龐大的宣傳隊：演出隊、陽鼓隊、樂器隊（胡琴、板胡、京胡、笛子、簫管）。我們中六班的謝申龍、米昭發、米賢洪都是拉胡琴，肖洪有、梁元清等吹笛子。我們用小繩子把胡琴固定在胸前衣服扣子上，一邊走路一邊拉琴，《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十余首毛主席語錄歌。敲一陣陽鼓，演出隊歌唱，樂器隊伴奏。在銅灣場坪開萬人大會，我們從銅灣完小出發，經過銅灣街上到沙羅灣，再轉到沿河場坪。街道居民和開會的群眾都自動讓出大路，成千上萬的人們都欣賞著我們的表演，那種熱烈氣氛還真的叫人難忘。那時候經常開大會，我們宣傳隊演出也很頻繁。
一九六六年秋季，我們進入三年級。這時候，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首先是中共中央在五月十六日發表了《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從七月開始，毛主席連續八次在天安門廣場乘坐敞篷車接見來自全國的一百六十萬紅衛兵（我因腳砍傷不能行走失去了見毛主席的機會，讓我遺憾了許多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發動起來。開學一段時間，學校停留在宣傳。主要是學習毛主席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中央文件。大概是十月的一天，我們中六班班委會通知中五班和中七班在中六班教室舉行會議，班長謝伯剛介紹了在天安門見毛主席的情況，講述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學習委員謝申龍宣讀了自己起草的《關于在銅灣完小初中班建立紅衛兵組織的決定》。大會選舉了紅衛兵組織籌備小組，謝伯剛為組長，謝申龍為秘書長，陳同修為宣傳委員，雷厚來為組織委員，周啟恒為聯絡委員。接著，三個班分組討論十六條。中六班班委會成員和各小組組長分別參加各組討論。一些老師拿著課本準備來上課，發現同學們自己在開會，到教室門口看看就走了。
第二天學校召開大會，楊校長在大會上對中六班開始打壓，嚴厲批評中六班班委會無組織無紀律，竟敢擅自停課鬧造反。我們忍住內心的不服停止了活動。
幾天后，我們在報紙上看到了毛主席在八月初寫的《我的一張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成為導火線，中六班首先發炮，大字報貼滿校園，目標是反擊學校領導對中六班革命行動的打壓。此時大勢所趨，學校領導知道形勢不妙，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此時老師已經無法上課，學校開始處于自由主義狀態。但是所有的學生都沒有離開學校，在學校里鬧革命。學校以中六班班委會為骨干，成立了全校統一的紅衛兵組織——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組織利用班費印制了紅袖章，所有紅衛兵的手臂上都帶著紅袖章，用紅布縫制了毛主席語錄袋，有的還戴著鑲有紅五星的紅軍帽。一時間，校園里變成了一片紅色。
不久，在省城長沙的紅衛兵組織紅色政權保衛軍被中央打成保皇派，我們也自然解散了組織。接著，紅衛兵自行重建紅衛兵組織，校內出現了兩個紅衛兵組織：一個是以謝伯剛為司令的紅色造反司令部，另一個是以米仁金為司令的東風戰斗兵團。我擔任著紅色造反司令部的秘書長，負責起草組織的文件。兩個組織的傾向很不一樣，我們的紅色造反司令部主張并堅持文斗，寫大字報，批判會發發言；東風戰斗兵團比較傾向武斗，批判會上樂于給受批判者戴高帽子，還不時給受批判者一些體罰。
冬季，我們開始籌備大串聯。大串聯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全國轟轟烈烈地行動起來。全國各地普遍設有紅衛兵接待站，紅衛兵進接待站住宿免費（都自己帶有被子），吃飯每人交一角錢、四兩糧票，飯不管你吃多少。伙食比較好，一般都有一點葷菜。
我們紅色司令部十六人組成了一個隊伍，準備了半年的糧票和生活費，打著一面紅旗，背著被子和包裹，于臘月二十八日出發了。當天趕到大江口。第二天是除夕，我們在大江口過年，接待站給我們每人一盤豬肉過年。初一，我們趕到辰溪縣城，高音喇叭傳來《中共中央關于停止步行串聯的通知》，我們聽從黨中央的號召，從辰溪折回，經花橋、榆樹灣、安江，繞了一個數百里的圈，回到了家里。學校里已經無法上課，我在家里參加生產隊勞動。
六七年上半年，武斗在全國范圍蔓延。好在毛主席嚴格控制了軍隊，使軍隊沒有介入武斗。我們關注著各地的武斗，常常有打死人的消息傳來。湖南省武斗主要是以工人為主的“湘江風雷”和以農民為主的“貧下中農聯盟”（簡稱“貧聯”），雙方都有國家干部、老師和機關單位職員操縱。
六七年秋季，中共中央下文號召復課鬧革命，部分同學陸陸續續來到學校，由中五班、中六班、中七班三個班合并成一個班，開始了初中三年級課程的學習。
一九六八年年秋季，通過文化考試，學校領導審批，選出六人上高中。但是那時候高中尚未恢復，雖然我被推選上高中，但是沒有學校。我們帶著被子回到家里，銅灣初中班四年的學習生活結束了。
回憶起銅灣初中班的學習生活，還有一道有趣的風景線值得一提，那就是用瓷杯在烘爐里煨飯。那時候普遍糧食不足，學校不開中餐。學校規定，要一次性交足每月基本餐二十四斤大米，多余的才能夠買白飯票，但是絕大多數同學都無法一次性交足二十四斤米，于是每餐只能夠吃四兩米飯。在沒有其他食物補充的情況下，那每餐四兩米飯實在達不到半飽。長時間的飯吃不飽讓饑餓的陰影籠罩著校園，雖然同學們也蹦蹦跳跳說著笑話，但是肚子里不時發出饑餓的信號。到了冬季，同學們都有一個烘爐。到了晚自習（那時候自習課都是由班委會管理紀律），同學們用漱口瓷杯裝一點水，放一點米（交米時故意留一點），把瓷杯放在烘爐的炭火上煨。當飯煨熟的時候，那熟飯發出的香味彌漫在教室里。由于煨飯的同學很多，雖然同學們盡量保持安靜，但是同學們用作業本扇火的聲音、水熬干時發出的滋滋聲、同學們從瓷杯摳下米飯的聲音，摻和著濃烈的米飯香味，形成一種別有風味的氣氛。
現在回憶起烘爐里煨飯，既有些好笑，也有幾分酸澀。那是一群少年同饑餓的抗爭，那是特殊年代的特殊現象。
一九六九年秋季，懷化縣開始恢復高中招生。通過公社革委會審批，我進入懷化縣直屬中學就讀。一九七零年自動輟學。輟學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家庭困難，沒有足夠的糧食供應：二是對學校不滿意。那時候學校不但勞動多，而且開會太多。傳達上級文件，學校領導講話，都要花不少時間討論。我在十一天時間里吃完了一個月的糧食，帶著被子回家了。
一九七零年冬季，懷化縣招收一批公辦老師，我被龍場中學選中，已經給我通知書，上懷化培訓十天就回學校上課。但是我周圍的人都說當老師不好，沒權力沒地位，而且工資低。我動搖了，最后是放棄了。
一九七一年四月，公社革委會管教育的蒲裕乾同志找到我，說公社決定讓我去縣里師訓班學習。我明確告訴他我不想去。蒲裕乾同志苦口婆心開導我，說了許多當老師的好處，但是我硬是不想去。最后蒲裕乾同志拿出殺手锏：“謝申龍同志，上一次你已經有一次沒有聽黨的安排，如果這一次你又不聽從黨的安排，往后你也不要想參加什么工作了！”我心中一愣：真的呀，以后要是公社里要卡我，我的前途不是完了嗎？于是我無奈地答應：好吧，我去。蒲裕乾同志臉上露出了笑容：是么，應該聽黨的安排。也許畢業后還可以改行。
答應了老蒲，我的心情也輕松了。幾天后，我又來到了桐林凹，成了師訓班的一員。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我來到龍場中學報到。公社革委會任命我為龍場中學革委會成員，分管學校教導工作。
奇怪的是，原來我不想當老師，但是我當上老師以后卻很安心，從來沒有萌發過改行的念頭。人到中年以后，也許受過文學作品的熏陶，功名觀念逐漸淡薄，我更加感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沒有走錯，我常常暗自感謝老蒲同志那一番苦口婆心的勸說。
從七周歲到二十一周歲，我在十四年中斷斷續續讀了十年書。我的學歷是靠拼湊起來的。我的學歷也不好定，說是初中生，多了一年；說是高中生，少了兩年；說是師范生，沒有文憑。我的學歷究竟怎么定，我至今還是說不清。天涯社區有網友說我文學功底很好，問我是什么學歷，什么專業，我回復他，我是博士學歷，四不象專業，叫我四不象博士行了。
也許回憶這些陳年流水沒有多大意義。誰沒有自己的歷史呢？如果沒有網絡，我肯定不會對后輩們說這些，后輩們也不會對這些陳年流水感興趣，我也不希望后輩們向我學習什么，我也沒什么值得后輩們學習。難道要后輩們向我學習挨餓？難道要后輩們向我學習吃苦？但是現在有了網絡，我把這些東西輸入QQ空間，作為我個人的日記，后輩們不會厭煩我的絮絮叨叨。愿意看看的可以隨便看，不愿看的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