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性的詭異并不是偶然的，這里面有著復雜的民族國家的歷史基因和發展階段的特殊性，也有全球化帶來技術程序的升級而引發的社會復雜變革。正是因循著這樣迂回往復的社會變革路徑，我們發現當下中國的現代性同樣有著纏繞的復雜性。個人與日常生活的神圣性代表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關鍵詞：現代性網絡社會文學表達

    所謂現代性，英國當代文化研究之父、社會學教授、文化研究批評家、思想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將其特征或特性概括為：（1）在明確地域邊界內運作的政治權力的世俗形式，以及政體和合法性權威和概念，這些是現代民族國家宏大復雜結構的特征。（2）基于市場大規模商品生產和消費基礎上的貨幣交換經濟，廣泛的私有制和系統長期基礎上的資本積累。（3）帶有固定社會層級系統和交錯的忠誠特征的傳統社會秩序的衰落，勞動的動態的社會分工和性別的分工的出現。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這就呈現出新的階級形態的特征，男女之間獨特的父權制關系。（4）傳統社會典型的宗教世界觀的衰微，世俗物質文化的興起，展現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個人主義的、理性的和工具性的沖動。還有兩個方面與我們的現代性定義有關，它們可以松散地歸之于“文化”范疇。一是生產知識和把知識分門別類的方式。現代社會的標志是一個新的理智的和認知的世界之誕生。二是本文采用的現代社會分析方式，它強調作為形成過程中可以確立一種文化身份和社會身份。全新的互聯網生態作為信息社會的一種模型也在塑造著新型的人，從日常生活到知識教養都深深烙上了“互聯網化”的印痕。“前信息化”時代人們習慣以代際作為區分人群文化與心理的差異，此種劃分法雖無多少科學依據，實際上還是影響了人們的交往心理，在人際交往過程中會形成一種心理暗示，進而有了心理上的“圍擋”之感。這樣的心理“圍擋”也就慢慢將一種交流上的“區隔”引向了文化上的“間離”。

    在全信息化時代，代際的劃分顯然沒有必要，互聯網世界的“人”已經很難用具體的社會特性來區分，“互聯網化”的人所具有的特征也是前所未有的，它顛覆了前信息時代的人際交往心理以及社會交往原則。因此，這個時期所體現的現代特征也是有別于以往的農耕文明，資本主義式的科層組織已經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生產生活，如果說傳統農耕社會強調的是人情與特定組織機構的外部滲透與參與，而在“互聯網化”時代，人們的心中都有著理性化的“時間”，時間不再是雜亂無序的，而是有著強烈的排序性，工業化的流水線的生產方式同時進入日常生活，網絡創作的線性時間非常明顯。寫手的一篇完整的文本仿佛就是一件工業產品，需要嚴格的時間作為保證，網站與作者的版權約定以及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某種作品，都有明確的契約約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完全取代了傳統意義上田園牧歌式的自由寫作。與傳統勞動不同的是，網絡寫作的生產與消費特征決定了這樣的勞動形態帶來了區別傳統的生產方式。

    首先是第一層面的科層問題，網絡寫手是處于整個網文生產體系中的最末端的位置，網站作為生產型企業帶有較大的主動權和支配權，網站是通過契約制的方式將作者固定在寫作崗位上，這樣作者的自由度相對較弱。因為網文讀者的閱讀是追文的方式，寫作者不可以斷更，因此，網站對作者的管理一方面通過每天約定的工作量來衡量，同時還有粉絲的點擊數。這樣的雙重標準將作者牢牢地拴在鍵盤上。對于資本而言，他們賦予了互聯網文學企業更大的自由靈活度和自主性，企業同樣會采用內部市場規律來調動自主性。羅伯特・弗蘭克提出的所謂“贏家通吃”的激勵制度給整個系統的寫手之間制造了高強度的壓力和焦慮。“焦慮是因為并不確定將會發生什么事情，厭倦是因為并不確定會發生什么事情，厭倦是因為已經知道將要發生什么事情。焦慮來自惡劣的環境，厭倦則來自可避免的痛苦或倒霉。舊金字塔中的失敗扎根于厭倦；新機構中的失敗源于焦慮。”網絡作者的創作生態無疑屬于后者。事實上，全國有幾千萬作家，每月收入上萬元的不到3%，能夠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和其他文化產品的網絡小說不到1%。網絡寫作優勝劣汰現象極其明顯。網絡寫手的寫作，依靠點擊量，希望讀者的打賞，每天頻繁更新，精神高度緊張，焦慮重重，擔心被市場淘汰，被讀者拋棄。

    第二個方面是現代性的變異與流動。技術管控下人的單向度問題已經是當下普遍存在的生存現狀，制度的定義的不同，其生產方式的邊界同樣顯得比較模糊。由傳統道義上的分配向以資本和勞動力付出上的勞動價值的轉變。同時，以私企經營或個體創業作為主要業態的互聯網企業，其運營模式是有著明顯資本主義特性的。因此，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取代了傳統的集體主義。甚至帶有混合所有制特征的網絡文學生產機制使得當代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充滿著纏繞與迂回的特征，精神上也出現了上文所說的焦慮。傳統現代性一方面受到來自資本主義單向度的威脅，同時由于信息化帶來的增量，在消解傳統的同時，又凝聚了新的特點。鮑曼認為，“正是時間和空間的變化推動了現代性從沉重的、固態的現代性向輕快的、液態的現代性的轉變。而從沉重的資本主義過渡到輕靈的資本主義，從固態的現代性轉變到液態的現代性，結果也可能是一次比資本主義和現代性本身的來臨更為激進、更具深遠影響的新起點。”沉重的現代性是大量占有的現代性，一種越大越好的現代性，沉重的現代性也是領土征服的時代，空間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此階段進步即意味著規模的擴大和空間的擴張。鮑曼還認為，當今社會正是那些少數快速流動的“全球人”在統治著多數固定生活的大眾。同時，生產者社會向消費者社會的轉變，生活方式由定居向游牧的轉變。在沉重的資本主義時期，生產者占主導地位，由于產品的有限性，使得消費者必須依靠生產者的產品種類來生活；但在流動的現代性時期，消費者可供選擇的自由變大了，在消費社會中，對消費品的依賴性是所有個體自由的必要條件，尤其是它保持不同的自由和“獲得身份”自由的前提條件。網絡社會的特征具有鮑曼所說的“流動的現代性”的特征，只不過這種游牧具有了以網絡為載體的“神游性”特點。網絡文學原創生態也是以這樣的方式建構起來的。使得原本囿于固定工作或是在企業車間流水線的勞動者成為以網絡為主體的生產與經營。因此，出現一批批活躍在網絡上的宅男宅女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這是網絡提供了這樣的可能與便捷。至于在這樣的空間里自由精神的表達度與市場的接受度如何？這又將是另外一個問題。

    第三點是對于現代性問題前景的思考。這是網絡環境提供給我們的一個全新的問題場域。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這與上文提及的網絡文學創作生態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作為網絡寫作的主體——網絡作家、寫手，這個群體在互聯網背景下經歷了從文學被寫對象到寫作主體的飛躍。

    誠如郭艷概括的那樣：“當下中國青年寫作的社會情境和以往時代具有本質性的差異。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物質生存條件和生活境遇日漸現代，社會全方位又千瘡百孔地進入全球一體化，物質以最堅硬的方式改變了東方中國的生存樣態，小農經濟和自給自足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偏僻的角落都無法藏身，被規劃成所謂現代的村莊和流動在大都市的農民工們，成為隱藏在中國都市文化暗夜中的巨大陰影，也成為中國社會現代性方案最為錐心的疼痛。時間以無聲而炫目的方式讓所有能夠操持漢字的寫作者們進入一個迥異于傳統的現代，即便是蟻族，他們在城鄉接合部的蝸居中也以最世界化的網絡方式表達他們對于當下中國生存的感知。”可以說，這是包括網絡作家在內中國青年一代寫作者所共同的面對的現實。在這樣的現實情境下，文學的母題與作者處在一個交互的糾結中，誕生在這樣的歷史境遇中的網絡作者穿行于歷史的洪流中書寫著自己的人生與思考。一方面他們得打理自己的生活問題，另一方面他們還要在網絡文本中尋找自己的精神寄托的同時能夠給讀者粉絲以愉悅，給網站帶來創收。這個過程極其詭異但也超乎尋常。

    以此，任何回避作者主體以及被描述對象來談中國當下的現代性都是虛妄與抽象的，當下的網絡作者的創作現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其特殊又具體的現實。他們的人生狀態被郭艷描述成這樣的一種情形：“中國當下的青年寫作者遠離‘學而優則仕’的古典人生樣態，也不同于近百年中國社會外辱內亂的苦難境遇，同時也日漸遠離政治、階級斗爭意識形態桎梏下板結固化的思維模式，寫作者們被拋入傳統到現代的社會巨大轉型中，個體盲目地置身于無序而焦慮的生活流之中。這些人是時光的閑逛者，是生活夾縫中的觀察者，是波濤洶涌資本浪潮中的潰敗者，是城鄉結合部的逡巡者……而對于這些人來說，當下中國社會狂想般無極限的現實存在，真的如波德萊爾所言‘一切對我都成為寓言。’由此從文學史背景而言，中國青年寫作者與古典文學興觀群怨、怡情養性的詩教傳統斷裂，寫作既無法直接和廟堂國家接軌，又無法真正回到自娛自樂的文人文化狀態。”現代性的詭異并不是偶然的，這里面有著復雜的民族國家的歷史基因和發展階段的特殊性，也有全球化帶來技術程序的升級而引發的社會復雜變革。正是因循著這樣迂回往復的社會變革路徑，我們發現當下中國的現代性同樣有著纏繞的復雜性。個人與日常生活的神圣性同樣成為一個時代的主題。

    網絡生活作為個人與日常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已經成為一部分人，尤其是網絡創作者的基本生活環境。它已經不再僅僅停留在文本上或是想象的圖景上，顯得具體而真實。

    有人這樣評價互聯網的價值：“網上生活是人類對傳統的平庸日常生活的超越，它標志著人際關系對時空、利益、親緣關系的極大解放，是人類走向真正自由個性時代的開始，人類有可能進入人上人的社會。因特網能夠傳遞信息，并不是人類創造了什么新的東西，而只是人類從自然中發現了早已存在于自然中的東西，并使之人化。新的文明深入到世界的深處。傳統文明的主要方式是獲取改變世界的原子，新的文明的主要方式是獲取改變世界的比特。傳統文明使人與自然之間處于外在的對抗關系之中，新的文明使人與自然界在無形的比特中獲得內在的統一。”我們能否以這樣的論斷對互聯網創作生態作出一個準確的判斷呢？顯然，現實情形遠比這復雜得多。

    除了寫作主體的社會身份問題，還有在經濟社會中的政治權利和基本生活保障問題，以及在國家文化發展中的角色問題，等等。可以說，網絡作者的創作生態既反映了現代性的一面，同時他們同樣在書寫著另一個與自己迥異的想象中的世界。他們所塑造的精神鏡像能否成為民族國家現代性的標志同樣也是問題。

    誠然，由被寫對象到書寫對象的轉變，這個過程本身也是現代性的一面。胡傳吉認為：“完成個人的神圣性，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任務，也是中國文學世界里未完成的現代性。這個未完成的現代性，很大程度是與現代化核心訴求之一，即平等，緊密相連的。”平等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將是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母題。互聯網的出現讓一部分愿意在其上耕耘的人們多少獲得了遠比傳統社會更難得到的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盡管這樣的空間也已經滲透著尼采所指的“權力與意志”。不可否認的是，相較過去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只不過，如何利用這樣的有限的空間會成為未來人們面對的現實。以及從現存的物質與精神的二維空間里突破束縛，回到人的本身上來。有人斷言：“當實現了現代性文明轉換后，一種新的文明方式就會將現代性所具有的技術異化和單向度的片面性給予鏟除。虛擬世界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是現代性文明發展聚合效應的體現，網絡化的龐大時空交錯必然聚合起解決現代性困境的強大動力，實現現代性文明創造性的轉換。”

    復雜是客觀的，而建構卻是主觀的。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人們通往自由平等的路上，互聯網的出現會至少讓我們盡可能的少一些羈絆，多一些自由的信心。

    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H.Frank），《贏家通吃的社會》（The Winner‐Take‐All‐Society,NewYork:Free Press,1995）。

    理查德・桑內特：《新資本主義的文化》，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4頁。

    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上海三聯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頁。

    郭艷：《重建現代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從近期“70后”創作看當下中國青年寫作的變化》，《山東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

    郭艷：《重建現代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從近期“70后”創作看當下中國青年寫作的變化》，《山東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

    彭學權：《因特網將重構人類文明》，《網絡與當代社會文化》，鮑宗豪主編，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

    胡傳吉：《80年代以來的文學思想難題：未完成的現代性》，《小說評論》2015年第5期。

    李振：《網絡化：現代性的聚合與解構》，《網絡與當代社會文化》，鮑宗豪主編，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

    （本文刊于《網絡文學研究》第二輯第72頁，周志雄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

    作者簡介：吳長青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網絡文藝委員會委員，副研究員，三江學院副教授。著有《重構非虛構》《網絡文學創作與研究概論》等。

    文章鏈接：http://www.sohu.com/a/123583989_558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