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文學的一二三
作者：
秦蘭珺 更新：2017-04-26 12:55 字數：4348
雖然我們經常拿“Electronic Literature”翻譯“網絡文學”，但二者在中西方文化中幾乎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東西。Electronic Literature很大程度上延續了西方實驗和先鋒藝術的傳統，具有很強的精英性和啟蒙性，而網絡文學在中國繼承的恰恰是與此完全不同的另一個脈絡。因此，雖然網絡看似讓世界變得越來越“平”，可誕生在網絡中的網絡文學卻偏偏保持了濃厚的中國特色。在中國，網絡文學絕不僅是文字從印刷到數字媒介的一次簡單移植，我們從中看到的是文學整個生產、傳播和消費機制的時代變革，甚至通過這種變革看到互聯網給今日社會帶來的一系列機遇和挑戰。
那么，網絡文學究竟變革了什么？其看似紛亂的生態格局究竟有哪些因素構成？未來的網絡文學又將呈現出怎樣一種演變趨勢？讓我們帶著這些問題，來談一談網絡文學的一二三。
一場媒介革命
媒介不僅是信息的載體，也改變了信息的內容本身，同時它還能積極地塑造生產信息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文化和社會形態。在這個意義上，媒介、信息、思維、行為、文化和社會有時會呈現出一種有趣的“同構”現象。例如，被印刷術普及的層級目錄，往往伴隨著層級式的思維和社會結構；而互聯網編織的網狀鏈接，又往往呼應著分布式的思維和社會結構。如果層級結構意味著自上而下的規劃，其結果是分門別類、條分縷析，一個蘿卜一個坑，那么網狀結構則意味著自下而上的“涌現”，其表現為萬物相連、混沌迂回，一個鼴鼠N個洞。也因此，當層級式和分布式、印刷術和互聯網相遇，曾經的某些觀念總是要經歷一番調整和揚棄，其中對文學影響頗大的兩個觀念就是：作者和經典。
對“作者”的強調在某種程度上是印刷文明的獨特產物。當文字讓個體孤獨的精神創作成為可能；當印刷術和書籍市場為“作者”朝知識“所有者”之轉變做好鋪墊，“作者”就成為了印刷文明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可在文字誕生前的口傳時代，我們經常找不到現代意義上的“作者”；在印刷文明之后的信息時代，作品在作者、讀者、編輯和網站的頻繁互動中形成，“作者”對作品的專屬權難免要打上不同程度的折扣。與此同時，復制、粘貼的便捷和發布渠道多樣，讓版權和盜版的斗爭就像正規軍遭遇“游擊隊”，雖然今天打擊盜版的呼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可“網絡盜文”非但屢禁不止，甚至還出現了專業的盜文隊伍和盜文生態。
其實，并非每個網絡作家都仇視盜版：有一大幫人守著你更新，在第一時間組織人謄抄，半個小時后就有“盜文”出現在其他閱讀平臺上，這樣的“關注度”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也只有印刷時代的“經典”能夠匹敵。說起經典，我們常說它是時間沉淀的自然產物，可經典也是一系列復雜文化因素互動的結果，其中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我們對“經典”這個概念自身的認識。對于網絡文學的經典，有兩個問題尤其值得探索：如果“經典”就意味著權威主體的評論和追溯，意味著嚴肅讀者的重讀和細讀，那么在以“淺閱讀”和“平民化”為特征的網絡空間，在信息洪流迅速洗劫一切的“刷屏”時代，這樣的“經典”是否可能？但如果我們承認網絡文學自有其獨特的經典和經典生產機制，該機制與網絡文學對藝術活動的“去層級化”改造密不可分，與其參與主體的“多元化”和“世俗化”構成密不可分，那么“網絡經典”的標準又是什么，傳統經典與網絡經典對話的邊界又在哪里？
其實，維權和標準正是今日網絡文學最難啃的兩塊骨頭。不難看出，站在這兩個時代難題背后的恰恰是“作者”和“經典”這兩個觀念自身在媒介變遷中的轉型。如果人類的歷史用幾千年的時間經歷了從口傳文明到文字文明、又從文字文明到印刷文明的轉變，那么或許，今天我們見證的正是這樣一場“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經典和版權保護的難題，傳統和網絡文學的相遇，不過是印刷到數字文明轉型中的幾個微觀縮影。
兩個文學傳統
網絡文學是媒介變革的產物，也是歷史延續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網絡文學之所以能迅速繁榮，正因為根植于我國的文學傳統。從《詩經》開始，我們就有了區分“雅”、“俗”的意識，而網絡文學延續的正是其中“俗”的脈絡。什么是俗文學呢？簡言之，“俗”最早意味著相對于“廟堂”和“文人”的“江湖”與“民間”。例如，我們有《大雅》的莊重，也有《國風》的樸素；有精英閱讀的經書經文，也有大眾聆聽的變文俗講。后來，“俗”又意味著相對于“載道”和“言志”的“娛樂”和“消費”。尤其隨著明清文學市場的繁榮，不僅曾經被斥為“街談巷語”的小說逐漸發展壯大，成為了重要的文類；曾經恪守“萬般皆下品”的“讀書人”也紛紛進入文學市場，成為了重要的創作主體。
其實，文學的啟蒙性就像良藥，娛樂性就如美食：早上八點危坐在書房誦讀“四書五經”的人，也可能會在晚上八點歪倒在床榻閱讀“才子佳人”，商品文學和嚴肅文學在文學生態中能夠并行不悖、和諧共存，正因為精神需求的多層次呼喚著文學形態的多元化。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清末民初，“鴛鴦蝴蝶派”作為通俗文學的代表，上演了近代文學史中最后一次狂歡，接著就在救亡圖存這一壓倒一切的時代訴求中衰微下去。再后來的作家群體和文學生產機制，繼承的也主要是從批判消遣文學開始的五四文學傳統。
此時，互聯網興起。一批屢遭傳統文學期刊退稿的年輕寫手紛紛把目光轉向網絡。借助互聯網和粉絲構成的傳播力和消費力，部分文學愛好者實現了“作家”的夢想。如果說稀缺的傳統文學期刊和獎項意味著文學“正途”，那么充裕的網絡空間此時開辟的則是寫作的“草根”蹊徑。再后來，網絡文學的付費閱讀實驗成功，資本逐步進駐文學網站，隨著付費、打賞、簽約、全版權等經營和管理機制的逐步完善，網絡文學最先的“興趣”和“自治”屬性不僅和工業生產的“功利”和“組織”特色結合，也和文化市場的“需求”以及消費者的“欲望”結合。就這樣，先有互聯網降低文學門檻，后有資本調動勞動積極性，最終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又進一步促進了文學的跨藝術門類改編和整個相關娛樂產業鏈的繁榮。就這樣，網絡文學在不到20年的時間，不僅在文字衰微的“讀圖時代”創造了諸多令傳統文學不可思議的驚人業績，也成為了當下最活躍的娛樂文化產業之一。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網絡文學是俗文學傳統在數字時代的繼承和發展，或許此時，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和客觀評價它所表現出來的一些特征。例如，有人認為網絡文學以類型文學為主，千篇一律、缺乏創新。可縱觀我們的俗文學史，在明清文學市場中廣受歡迎的才子佳人小說，不也是遵循著“后花園”、“中狀元”、“完花燭”的三步走節奏？或許，通俗文學本就像食品一樣，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滿足人們身心欲望的功能，因此只要定位明確、供貨穩定，能重復提供特定滿足感，創新和個性其實并非像在單純的藝術創造活動中那樣重要。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食品也有垃圾食品和保健食品之分，因此雖以快感機制為基礎，但商品文學的這一特色并不能否決好作品和作家的誕生。所以，我們更要在網絡文學通俗文學定位的基礎上，在它具有中國特色的形成機制的基礎上，以網絡文學自身的內在標準對其作出更接地氣的判斷。
三種生產機制
網絡文學以信息時代的方式回應了雅、俗文學互動的古老問題，也在對以上新技術和老問題的多方回應中，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生產機制。雖然該機制目前尚未最終完成，描述其宏觀概貌的努力似乎為時過早，但我們至少可以從中剝離出某些構成性因素。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博弈和融合中，我們才有了今天的網絡文學，有了網絡文學參與其中的“數字文學生態”。這些構成性因素都有哪些？讓我們先從以“教堂”、“巴扎”和“工廠”為代表符號的3種生產機制談起。
說起一項復雜的工程，我們經常想到的是自上而下的精密計劃、專人構成的封閉團隊、源源不斷的資金供應和緊鑼密鼓的高效執行。該工程有時會被賦予偉大的使命，閃耀著神圣的光輝，例如神廟的建設和典籍的編修；有時也會與現代生產和管理機制結合，展現出工業理性的世俗色彩，例如工廠的生產和資本的調度。我們把前者稱作“教堂式”，后者稱作“工廠式”。雖然，人類歷史最璀璨的文明碩果很多都是“教堂”和“工廠”這兩種生產機制的產物，可到了互聯網時代，在“教堂”和“工廠”之外，似乎又出現了另一種同樣的有效的生產機制，其最有說服力產品就是以Linux為代表的開源軟件系統和以Wiki為代表的知識共享平臺。
不得不承認，雖然其復雜度和專業性一點不遜于大公司開發的商業軟件和國家編纂的百科辭典；可站在這類工程背后的不過是一個開放的民間平臺：一群草根大眾憑借自身的興趣和情懷，在業余時間自愿出力、互助協作，竟然產生了堪比“教堂”和“工廠”的復雜系統工程。程序員雷蒙德（Eric Raymond）在著名的文章《教堂》中把這樣的生產機制命名為“巴扎”：在一個喧鬧開放的大巴扎上，所有的產品都在攤位上公開擺放——你需要什么就拿去使用，付費并非必須；你改善了什么也可以放回攤位，但回報也沒有保證。其實，這就是今日網絡社會隨處可見的“共建共享”模式。
網絡文學的形成就和教堂、工廠和巴扎這3種文學生產機制的互動密切相關。在當下的文學地圖中，既有政府主導、專業文學機構組織的文學創作行動，也有公司網站配以現代管理、經營和研發團隊的“網絡文學”產業，更有各色自發性的虛擬文學社區。如果我們把以上3種力量的主體稱作單位、資本和民間，那么不難看出，教堂、工廠和巴扎分別是主導三者的文學生產機制。
同時，這3種機制也會以不同的比例混合表達，例如雖然商業網站的主要生產機制是“工廠”，可如果沒有大眾的積極參與，沒有無數“非簽約”作者的自由表達，又如何能制造以億計的巨型文學“巴扎”，以供專業“工廠”提煉和包裝？另一方面，如果沒有任何“教堂式”生產機制的引入，放任“工廠式”生產徹底以盈利為目的，恐怕非但不利于文學的發展，長遠看來也不利于商業網站自身的成長。或許，正是因為教堂、工廠和巴扎既有差異，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融合，因此才有了新舊雅俗四方對話的必要和可能。
一個小小的網絡文學生態，濃縮的是印刷文明和數字文明的對話，是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對話，也是教堂、工廠和巴扎3種生產機制的對話。當下來看，這場對話推進的速度正在不斷加快。網絡文學著名寫手“我吃西紅柿”曾在微博上表示，相信對網絡文學的歧視非議會隨著時間流逝消散。《人民文學》建設移動數字客戶端“醒客”，已經開始進行傳統文學的入網嘗試。北大網絡文學課更是鼓勵學生直接寫網文，嘗試直接進入網絡文學的生產模式，進行體驗和研究。
當然，這場對話既涉及媒介變革，又關乎雅俗互通，還觸及了教堂、巴扎和工廠3種生產機制的相遇，有時難免誤解叢生、困難重重。但類似的對話在各個領域依然在悄然發生。我們贊賞各方積極尋求對話的態度，相信傳統作家和網絡寫手能夠在信息時代共建更加健康的文學生態，更期待主流文學界的努力能夠順利將嚴肅文學“引渡”入網，甚至催生一種介于“網絡”和“傳統”的文學新形態。值得欣慰的是：對話已經開始，一切皆有可能。
本文選自《中國藝術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