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數次提筆，無數次放下，我要鼓起多大的勇氣我才能把這一切寫出來。如果不是申唯的后來出現，那時候我僅僅只是想寫一寫段毅雄的，我甚至已經寫下了一些文字。申唯的出現與段毅雄有些關系，他改變了我，也改變了我要寫的這些文字的走向。

    假如我那時遇到的段毅雄是申唯，那么就不會有我和段毅雄的故事，確切地說也不是我和他的故事，而是我那洶涌而至激情澎湃的后青春時代，眷戀已逝年華，渴望重返青春時光的自我想像。

    無論是段毅雄還是申唯，真的要把我和他們倆的故事或者說我對他們的情感，一種相差二十多歲的這樣的情感講出來，我是羞恥的，這也是我為什么幾次提筆又遲遲不敢往下繼續的原因，就像我對他們的愛，緩慢的生長在我的心里，壓伏著，狠狠地壓到最底部，冒一冒頭或竄出一團火苗我都要跟自己一遍遍重復下，圣桑，圣桑啊，你知道你多大了嗎，你怎么會喜歡上他們，你怎么會沿著這條路走了這么久，這疼痛又充滿羞恥的不可見人的說出來將被人唾罵鄙夷嘲笑的事。

    我將怎樣講出他們，我設想過我先來講段毅雄，然后再說申唯，可是，那樣的話，申唯就將會在很久很久才能出現在這些文字里，我覺得那么他的比重，我是指他在我的故事里的比重將會大大地縮小，因為和段毅雄的故事將會比較漫長，我講完了段毅雄再來說他，我怕我失去那些最好的感覺。

    其實申唯出現在我快要走出段毅雄的情感的后半部分，就是我最癡迷最無奈最絕望最想擺脫他走出來忘掉他的那段時光里。我又想按實情來寫，就讓他在這個時候出現，但想想我又怕別人會以為我怎么這么混亂，我自認為我心底最純潔最喜歡最在意的人卻是在這樣一種狀態下呈現出來的，而且又怕給人腳踩兩只船的感覺。我想我必須解釋一下，這不是同時進行的兩件事，但在事實上它們有段時間又確實是重疊在一起的，雖然那段時光很短暫。

    我想來想去，我想我還是交叉進行，就是說，我可能會把不同時空里的故事放在一起來說，我不管這樣會不會給人造成混亂的感覺，我憑我自己的心憑我內心的感受我最真實的心理我對他們的情感以及愛，至于結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在說他們倆之前，我想我還得先從十年前說起。

    哦，十年前，現在回想起來也仿佛并不十分遙遠，對于別人來說，十年是多么漫長的一段時光，在這段時光里，生命中可能會發生許許多多的事情，但是在我的生活中這十年幾乎是一晃而過，與外部世界的隔絕，讓我身上所有伸展和生長的細胞停滯下來，沒有任何前進的痕跡，甚至容顏，甚至衰老。

    那時候我三十六歲，在西城，我正要往北京搬家，我和我女兒芙歌要從西城搬到北京生活。是夏天，六月，芙歌快要小學畢業了。我們北京的房子是芙歌爸爸給買的，我和她爸爸在她六歲剛上小學那年分開了，芙歌一直和我一起生活。

    那個夏天極其炎熱，我還記得那天的太陽紅彤彤的穿過鋁合金玻璃窗照在我書架一只彩色陶罐上的樣子，我頭上包著淡綠色花布方巾，穿著七分背帶破洞牛仔褲，上身是件白色T恤，戴著粉色洗碗手套，從書架上攏起書和雜志，放在地毯上用繩子捆好。是午后三點左右吧，電話響了，是個女孩子的聲音，她說她是塞邁曼斯影視學院的，通知我參加九月份即將開課的編劇班。

    塞邁曼斯是北京一所影視學院與國外一個什么電影學院合辦的影視傳媒大學，如果不是因為我就要去北京，我不會去參加這個編劇班，我那時候在西城電視臺做編導，那時候的電視臺還沒像現在這樣衰敗，但已經略微顯露出了一些即將走向末日的種種跡象。我那時最頭痛的是臺里給我們的任務指標，早期，在我還沒有像那會兒那么熱心投入于文字或者說是寫劇本的時候我是喜歡也愿意努力按照臺里規定好好工作的，但是，后來我自己開始寫本子我的心思就放不到這上面來了，并且一想到任務兩個字我就痛苦萬分。我之所以選擇去北京也和這些有關系，我想脫離但又不想馬上成為一個自由人，因為寫電影劇本并不能讓我養活自己和芙歌，雖然芙歌的生活費她爸爸也會付一部分，但在那時沒有單位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北漂我還是隱隱有些擔憂。那么這個編劇班它大概有半年的時間可以讓我有一段緩沖期，起碼我可以不用坐班天天來單位為任務奮斗，至于半年以后怎樣我先不去想。那時候真是年輕啊，一點兒都不瞻前顧后。

    七月，一個下大雨的夜晚，我和芙歌坐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北京的夏天永遠那么炎熱，這是我來北京的第十個年頭，春天的時候就知道了聚會的事情，就是那個塞邁曼斯編劇班的同學，為了紀念我們分別十年，我們要在貝爾嘉相見。

    臨行前的那天晚上我夢到很多人，我們在一間漆黑的屋子里玩殺人游戲，撲克牌在大理石桌面上翻動，每個人的臉都是那么模糊，是誰又好像不是誰，屋子里的環境空曠飄渺，像達利超現實主義繪畫里的畫面。

    天亮后我匆匆趕往機場，搭乘北京飛往貝爾嘉的航班。飛機起飛后我想起夢里見到的那些人，奇怪我沒夢到李默宇，我有好久好久沒再夢到他了。

    十年前，我們在藍城機場分別，此后再未相見。

    那一天，分別的畫面永遠清晰，我們倆個戴著厚厚的白色棉紗布口罩，我在填寫健康登記表，測體溫，我的行李已經放到傳送帶上了，我看著我那個淡紫色的旅行箱緩緩向前移動，我對李默宇說，我不走了，我不走了。他指著傳送帶上的箱子，他說你的箱子已經托運了，你不走人家會把你當作疑似患者抓起來。這是那一年的四月二十七號，機場里所有人都戴著白色口罩。

    我們剛剛完成那個漫長的行走，從屈原故里秭歸出發沿途經過所有三峽水庫蓄水后即將消失的地方，一直走到重慶，然后回到三峽總部。那天上午九點我坐在培訓中心電腦房里點開新浪看到一則消息，消息說北京市中小學生從即日起開始停課放假，我知道事情比我之前想像的要嚴重許多，我的心揪著緊著，李默宇還在宿舍里睡覺，頭天晚上我們在一家小日雜店里買口罩，醫用口罩已經全部售完，售貨員說只有這種棉紗布的用于勞動保護的有沒有隔離效果她說她不知道。我們買了兩個，然后我們去我們常去的那家小吃店吃了份小火鍋。

    吃完飯我們沿著大壩往駐地行走，天黑了下來，星光暗淡，遠處一艘小漁船在平緩的江面上行駛，是那種機動漁船，發動機的響聲呼嚕嚕的，岸上有點點漁火，還有從江面投射過來的朦朧月光，江水流速緩慢，風還是涼的，一直走到我們住的地方我都沒說一句話，我那時心里想的是我要不要走，是永遠的離開還是暫時的分別，我要不要回到芙歌身邊，陪她度過這段非常的日子，也許也陪她一直到她十八歲考上大學，我想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我把她從西城帶到了北京，可我卻離她而去，她才十四歲，剛上初中，她對北京的一切還是那么陌生，新的學校，新的老師和同學，最重要的是她現在正是十四歲那可怕的反叛期，既開始懂事又對未來懵懂著，我怪自己為了這艱辛又一言難盡的愛情遠離了她，我想我怎么會如此殘忍。